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将陕甘宁边区作为局部执政的“试验区”和“示范区”，把原本落后的边区建设成为模范的抗日民主根据地，成为“全国最进步的地方”。在局部执政过程中，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导向、实事求是的科学思维、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形成了延安时期具有标识性的执政理念和政绩观念，对新时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和启示意义。

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的价值导向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确立为根本宗旨并写入党章，把增进民生福祉作为行动纲领和施政目标，把人民是否满意作为干部考核的重要标准，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和极大支持，从而奠定了夺取全国政权的民心基础。

“共产党的路线，就是人民的路线。”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局部执政的条件下，将为民初心具体化为政策主张和实际行动。在人民的政治利益层面，采取“三三制”的政权组织形式，创新出“豆选法”等民主选举方式，切实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在人民的物质利益层面，实施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开展大生产运动，边区军民生活明显改善。在人民的文化利益层面，确定革命文艺为人民服务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根本方向，鼓励创作反映人民现实生活的、群众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这些同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结合起来的政策主张，生动诠释了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全民族抗战爆发初期，中国共产党发布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就明确提出“改良人民生活”的政治主张。全民族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尤其是从1940年下半年开始，由于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和财政面临极大困难，“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即便如此，1941年5月公布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仍将“坚持长期抗战增进人民福利”作为施政目标。中共中央还领导边区开展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和执行“精兵简政”政策，基本实现了生产自给，极大减轻了人民负担，明显改善了军民生活。

“人民是最好的鉴定人。”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由人民群众来检验政策的正确性。1943年1月，毛泽东为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表彰的22位领导经济建设成绩卓著的生产英雄题词，其中不少都与联系群众、服务群众有关。如“密切联系群众”的陇东分委书记马文瑞、“面向群众”的华池县县长李丕福、“为群众谋福利”的赤水县县委书记任成玉等。同年4月，陕甘宁边区将“关心群众利益”明确作为各级政府任用干部的四条合格标准之一。正因如此，延安时期的干部“大部是一些不知疲倦的人民的忠仆，他们念念不忘的，只是抗战与人民的整个利益”，夯实了党赢得全国政权的内部根基。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的成功实践充分表明：人民是党的力量之源和胜利之本。新时代新征程，我们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为民办事、为民造福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的最大政绩，始终站在人民立场上去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切实做到“民之所思所盼，政之所向所为”，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不断强化实事求是的科学思维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自觉按客观规律办事，注重以长远眼光、全局思维定战略、作决策、化风险，准确把握历史趋势并不断校准中国革命的前进方向，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共产党人“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吃饭，靠实事求是吃饭，靠科学吃饭”。科学决策要求尊重规律，实事求是，不能脱离实际。1947年10月《中国土地法大纲》公布后，广大农村迅速形成土地制度改革的热潮。但土改运动广泛发动后在一个时期内曾发生“左”的偏向，如不区分各地区不同情况一律强行平分土地、损害新富农和富裕中农的利益等。中共中央发现这些问题后，立即采取坚决措施加以纠正。如区分老解放区、半老解放区、新解放区三类地区，不同地区采取不同的步骤和政策；要求各地准确掌握划分阶级的标准等。经过纠偏，土改运动完全纳入正轨，广大农民的政治觉悟和组织程度空前提高，筑就了夺取人民解放战争胜利的“铜墙铁壁”。

“没有全局在胸，是不会真的投下一着好棋子的。”科学决策要求着眼大局、胸怀全局，不能只盯着局部。西安事变发生后，面对蒋介石被扣押后复杂的国际国内局势，中共中央以中华民族利益的大局为重，确定了用和平方式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中国由此实现了从国内战争到全民族抗战的伟大转变。1947年3月，国民党军胡宗南部大举进攻陕北。中共中央从战略全局出发，作出主动撤离延安、转战陕北的重大决策，“不在一城一地的得失”，最终实现“以一个延安换取全中国”的战略目标。

“一切从长期打算出发”。科学决策要求着眼未来、重视长远，准确把握时代发展大势。全民族抗战爆发后的10个月中，北平（今北京）、天津、太原、上海、南京等城市相继陷落，“亡国论”“速胜论”影响甚广，毛泽东立足长远，准确预测到全民族抗战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得出“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中国的”科学结论，大大增强了人们坚持抗战的决心和信心。具体到地方工作的谋划，毛泽东要求“任何地方必须从一开始工作的那一年起，就计算到将来的很多年，计算到长期坚持战争，计算到反攻，计算到赶走敌人之后的建设”。如此着眼长远、高瞻远瞩作出的战略决策，才能始终指引中国革命朝着正确方向前进。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的成功实践充分表明：科学决策是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秘诀。新时代新征程，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我们更要树牢尊重实际、实事求是的政绩观，善于从全局、长远、大势上作出判断和决策，摒弃急功近利、急于求成的错误政绩观，涵养“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努力创造出“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实绩。

坚定践行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始终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工作作风，增强了党的凝聚力、感召力和战斗力，为实现党的历史使命提供了坚强保障。

“依靠人民，坚决地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国民党主张实行单纯依靠政府和军队的片面抗战路线，而中国共产党认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主张实行全体人民参加战争、支援战争的全面抗战路线，为夺取抗战胜利提供了政治指导和科学指引。领导地方工作也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大生产运动中，农民群众创造出各种形式的“变工队”和“扎工队”等互助组织，广大妇女积极投身纺线织布热潮，机关干部、学校师生参与种地、种菜、养猪，最终实现了“丰衣足食”的目标。

“一切实际工作者必须向下作调查”。正确的政绩观崇尚实干、反对蛮干，这就需要认真践行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法。1941年8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此后，调查研究活动在全党普遍开展。如张闻天率领的“延安农村工作调查团”，用1年多的时间深入陕北、晋西北开展详细调查，整理出《米脂县杨家沟调查》等多篇调研报告；西北局宣传部部长李卓然带领调查组，先后在固临县的3个区进行了为期2个月的调研，形成了10余万字的《固临调查》。这些调研报告翔实记录了抗日民主根据地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的情况，为党开展各项工作提供了可靠而丰富的资料。深入群众、了解实际、调查研究等工作方法，成为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共识和行动自觉。

“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大生产运动中，八路军第三五九旅在旅长王震率领下开赴南泥湾垦荒。当时的南泥湾荒凉贫瘠，人烟稀少，生产工具和资金都非常缺乏。全体官兵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开荒种地、纺线织布、养猪放羊，用锄头、镢头将昔日满目荒凉的“烂泥湾”变成了“陕北的好江南”。在党的七大上，面对迎接抗日战争胜利和领导中国走向光明前途的艰巨任务，毛泽东运用愚公移山的故事，号召和激励全党和全国人民“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挖掉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两座大山。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的成功实践充分表明：只有大力发扬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工作作风，才能肩负起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任。新时代新征程，面对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发展形势，更要扎实走好群众路线这条党的根本工作路线，用好调查研究这个党的传家宝，牢记“空谈误国、实干兴邦”，以钉钉子精神担当尽责，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脚踏实地把既定的行动纲领、战略目标、工作蓝图变为现实。（王杨 陈红）

作者单位：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