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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药新生态之一 | 追寻“秦药”的人

作者:刘甜甜 徐旻禾

  居于阡陌,尝尽甘苦,采药这一行业式微的背后,是中药材生产现代化的过程。

铁皮石斛多生长在山地半阴湿的岩石上 李凯摄

  这是一双采药之手。关节粗大,手指缝里常年藏着泥,手背上满是像鳞片一样的皮肤,有几处还因干燥操劳而皲裂,浸着草药的香味。

  这是一双踩惯山路的脚。为了采药,他穿着破了洞的球鞋,曾从柞水跑到西安,虽然已有50多岁,但依然脚下生风。

  柞水县营盘镇药王堂村的春天已经很暖和。范义才背着用尼龙袋子做成的斜挎包,扛着锄头,和三五个村民一起上了山。

  过了一会,领头的队长发现了一株绞股蓝,这种主要生长在南方的草药,民间称其为“不老长寿药草”,是治“三高”的良药。但现在无人问津,只有当地村民采回去泡茶喝。

  队长认识的药材多,即使没人要,看见了也会跟大家讲一讲。大家听着不说话,但从表情看,都像是换了一个人,眼睛亮了,身板直了,疲惫没有了。

  与范义才这一辈为了生存进山采药不同,还有一群人,他们入深山,尝遍百草;居阡陌,悬壶济世,一辈子采药看病。

  一个采药人的经历就如那一帖帖苦口利病的良药,辛、甘、寒、苦交融渗透。而这群特殊的山民,在传统向现代化的快速转化中,坚守着自己正在式微的职业,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

  药材等于新衣服、房子、家

  是采药养了范义才一辈子。他是柞水县下梁镇药王堂村的村民,生来便是个可怜人。

  年幼时,家中贫穷,父亲得了癌症,积蓄花光了,人还没救回来。后来,兄弟姐妹相继成家,弟弟虽然和自己一样打了半辈子光棍,但为了方便打工挣钱,分了户就很少回家,只留下他和母亲相依为命。

  虽然万般辛苦,会受伤、会挨饿、会遇到洪水猛兽,但母亲体弱多病,没人照顾,穷怕了的范义才只要能挣钱就很高兴。

  陕南的人以采药为生,得益于秦岭一带独特的地理位置。

  高大广阔的山体,差异显著的岩石、土壤类型,形成复杂多样的动植物生存环境,使秦岭地区成为生物多样性特征最为显著的地区之一,被称为我国中部的基因库。

  这些神奇的植物,千百年来被人们开发利用,收入药典和民间验方,被认为有医疗效果的中草药竟有800种之多。

松土、挖药

  采药人,正是有了大山的馈赠,才在一个缺吃少穿的时代兴盛起来。为了生存,这些药材所承载的,有他们的现实,也有他们的梦想。

  皱缩的天麻、紫红色的商陆、状如葡萄的五味子……七零八落的躺在水泥地上晒太阳,打眼一看,院子里至少有上十种药材,准是药商余达峰的家了。

  这是柞水县红岩寺镇,余达峰在这里出生、长大、结婚、生子。和范义才一样,他对童年的记忆,撇不开贫穷二字。

  那时候,父亲唯一的本领就是种田。但家里的土地太贫瘠,种下一粒种子不见得能得到一粒粮食。

  仅有的几亩耕地,只能种点苞谷和土豆,放在市场上卖不成气候,绝对不能算作家里的收入来源,顶多够人糊口。耕地不行,林地倒是有几十亩,但传统的核桃、板栗,价钱一年一个样,根本指望不上。

  母亲身体一直不太好,余达峰小小年纪,就不得不为生活奔波,五个兄弟姐妹都是主要的劳动力。

  拥有一身新衣服,是余达峰多年的梦想。所以,当这一天快要到来的时候,他表现的异常兴奋。

  三年级暑假的第一天,太阳还没露脸,余达峰连脸都没洗,就带着锄头、麻包上山采药。

  他的父母跟到门外,叮嘱了要注意安全后看着他离开,余达峰迈着大步,翻过一道梁,村子就完全看不见了。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一个月后,余达峰换了十几块钱回来。经过母亲“特批”,他一拿到钱就扯了五尺时兴的的确良,找了裁缝,按照解放军军服的款式,做了一身新衣服。最后剩下3元钱,还在开学时交了学费。

  这一天,他等了9年。

  “从小到大,一直是捡别人的衣服穿。”余达峰说,那身衣服,他一直穿到初中。

  12岁那年,父亲去世,姐姐出嫁,家里的人越来越少,养家的重担落到余达峰和哥哥身上。

  兄弟俩脑子灵活,除了采药,他们还跑到偏僻的村庄收药。这样一个月能换到100元钱,比去酒店打工还能多上一半。

  尽管这样,还是因为贫穷,后来考到手的重点高中没能去成。

  出生在陕南的农村,多数地方,就如作家张承志描述的:“这里所谓的生活,就是生出来,活下去。”

  任继银和他的老婆、孩子们,多年来,就是这么“生出来,活下去”。但好在,陕南的大山不像张承志描述的黄土高坡那样,“这片土地是沙沟连绵的不尽山峦,山上不长树,连草都不长。”

  在他的记忆里,20世纪80年代,山里的草药成了“摇钱草”。在“洋火”还是2分钱的年代,天蓬山1斤能卖到1元钱。很多眼疾手快的人,因为采药成了最早的一批“万元户”,大家一时间羡慕不已。

  19岁那年,当了3年兵的任继银退伍,再次回到了偏远的红岩寺镇红安村。本来可以进入体制内,从此生活无忧,但阴差阳错,他还是没能走出父辈的轮回,做回农民。

  为了多赚点钱,任继银拜了师父,跟着上山采药了。“房子是挖药修起来的,娃娃是挖药养大的。”目光所及之处,都有他关于采药的记忆。

  1987年,是任继银第四次修新房。前面三个,相继被风吹倒,被水冲走。直到第四次,所有的家当全都没了,“只剩下一家六口”。

  老天无情,但生活还得继续。带着老婆孩子,他在山下河流旁一块狭小的泥地上,简单地用树枝搭起一个框架,罩上塑料棚子防雨,破旧不堪,犹如施工现场。

  一个棚子的空间有多大?它相当于一张大号双人床的面积,顶多再加一个桌子进去,勉强能容得下三四个并排躺着的成年人。

  可那时,这个棚子承载了一个完整的家:住进一对夫妇四个孩子。

  在这个棚子里,放上几块木板,铺上邻居送来的发黄的被褥,就是床。床对面支起两个架子,放上好心的村民送来的锅碗瓢盆,就可以做饭了。只是,人在里面转个身都得小心翼翼。

  有村民说,他们住的就像一个鸡棚。任继银一家在这里住了一年,这一年里,他们夫妻一边上山采药卖钱,一边亲手盖房。

  早上天不亮,两人就出门,晚上10点才回到家。且不说他们夫妻的辛苦,就是几个孩子在家,也吃不上一顿饱饭。最大的10岁,最小的3岁,都挣扎着活了下来。

  每天晚上,四个孩子都会蜷缩在棚子口,仔细辨别着父母回来的声音。

  家,不过是几口人平安的在一起。

  一年后,即便住进了新房,他们的生活仍然不宽裕。因为交不起学费,几个孩子只有一个上到初中,其余都在小学辍学,现在靠打工过活。而采药仍然是任继银的主要收入来源,一年200多天都在山上。

  现在,这座刷着白墙的土坯房,掩映在绿水青山中,外地人来了,会赞叹一句,“这风景好美”,但里面黑咕隆咚的墙壁,破乱不堪的木头床仍然说明采药不足以让他们过上富裕的生活。

  任继银开始采药的后几年,也就是20世纪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是柞水采药的黄金时期,“那个时候不管大人小孩,只要能劳动的都上山了。”这几年被称为柞水的“全民采药”时代。

  穿地龙一斤100元,猪苓一斤70元,运气好的时候,一天能赚城里人两个月的工资。

  药材行情这么好,为啥村里还是那么穷?“山里条件太差了,很多基础设施上世纪90年代才开始完善,挖药材富人但不富村。”李泽顺说。

  站在山上看下去,李泽顺的村子如同大多数陕南农村的景象:一边是险峻黝黑的山崖,一边是连绵不断的坡岭。中间夹条狭长幽深的山谷。山谷两边又突兀起无数的小山崖、坡岭,涧谷,溪水……

  沟里零星分布着人家,唤作正沟村。一条十几公里的水泥路依山而建,仅容一辆轿车勉强通过。这是通往红岩寺镇唯一的一条路,以前是土路。

  在那个极度缺少交通工具的年代,要想把药材卖出去,除了肩扛手提,别无他法。

  从村子走到镇上,有15里地,单程得两个多小时。经常是,父母找两根木头棍子,做成“托架”,李泽顺和哥哥一人“驮着”100斤药材就出门了。

  当时,他们年纪小,个头矮,力气也不够,只能走一走歇一歇。而且去的时候是上坡路,夏天大汗淋漓,冬天天寒地冻,好在山里的孩子皮实,倒没因此生过病。

  “我们那一代的孩子,小时候哪有功夫玩?”李泽顺笑着说,“卖药回去的路上也得看着,说不定能捡些柴火回去。”

  除了从山上采药,有的药材还被父亲挖回来种在地里,行情也不错,单种猪苓一年就能有六七千元的收入,兄弟姐妹5个,都念到高中或是中专毕业。

  几十年过去,采药成了李泽顺的固定动作,即使一直当村干部,大部分时间都给了村里,但他还是会抽空上山。

  倒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随着那条土路逐渐变成水泥路,历史也向前走了一步,村里的人开始暂别大山,走进城市。

  李泽顺本家的叔叔李逢稳,今年60岁,曾跟着村里的大队人马走南闯北,去新疆摘过棉花,去湖南做过工人。

  如今年纪大了回到家,仍然重操旧业,上山与药材对话。

  “现在采药平均一天能赚200元,夹杂着打零工的一天100元,生活也能过得安稳。”李逢稳看上去很满足,两个儿子在西安分别开了饭店和酒店,“我现在采药就是为了锻炼身体。”

  在外面的日子,见过都市的繁华,还能耐得住采药的寂寞吗?

  听他对草药的深情介绍,就知道他真正的寂寞是在外面时——车水马龙间,思念着大山的每一个早晨和夜晚。

  最近,李逢稳正翻新家里的房子,换上了红房顶,开始了边养老、边采药的晚年生活。

  锁进柜子的脉枕

  药王堂村有讲究,公路两旁的矮墙都是彩绘的药材图谱。何首乌、灵芝、紫花前胡,每隔一米就画着一种药材。

  经过这条充满药香的村间小路,往山的方向走两里地,就是药王台了。每次到这里,范义才和采药的小伙伴都会驻足沉思。

  这里平平整整,没有遮挡,日出日落晒到头,相传孙思邈在此晒药10万斤,用骡马经秦楚古道运至长安,治愈万千病人。

  后来,人们为了纪念他,在山下修了药王庙,与药王台遥遥相望。

  与前述的采药人基于生存需要进山采药不同,今年80岁的药王堂村民舒守君同孙思邈一样,采药看病是他一辈子的使命。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为了满足乡村的医疗需求,有的村民成了兼职的医疗人员,他们农忙时务农,农闲时行医,或是白天务农,晚上送医送药,这些人被称为赤脚医生。

  舒守君便是其中之一。十几岁时,他就开始拜师学医,抱着《中医学全书》《黄帝内经》啃了三年。

  都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舒守君的医术精进不是给旁人治病,而是给自己疗伤开始。

  15岁那年,舒守君盖房子时把肩膀压坏了。那时候没有交通工具,已经70多岁的师傅,得步行一天才能来村里一趟。而他在病床上已经躺了半个月,差点就要死了。

  父亲只好从别处请来大夫帮忙看病,可那人死咬住一定要300元,父亲翻遍了裤兜只有200元,“人家屁股一拧,转身就走了,说后面再补100都不行。”

  舒守君发了狠,“我就算躺在床上也要把病看了。”八个月时间,硬是靠自学,治好了自己。

  他先后拜了四位师傅学医,并发誓给人看病不要一分钱。1965年,省医疗队下乡,在营盘镇办起了联合诊所。舒守君也在那里看病,医疗队看西医,他看中医。

  舒守君把得一手好脉,“三根手指头、一个小枕头。”外出问诊,脉枕总是时时带在身上。

  也许是因为那段经历,舒守君一直认为中西医结合治病的效果最好。

  40年前,秦丰村吴著庆8个月大的孩子患上了肺炎,在医院眼看着不行了,才寄希望于民间郎中,一路找上来跪在舒守君门前求救。

  来的时候,孩子全身乌紫,已经休克。别人都劝他,县医院都看不好,你惹这麻烦干啥?舒守君心里也忐忑,但还是搭了把手,“我给你开药,喝上十次如果能吐痰,就还能治。”

  孩子年幼,只能用凉开水把药和开,吃了8次,痰果然吐出来。舒守君又辅助针灸推拿,并吊上了青霉素消炎,23天后,孩子完全康复。

  因为舒守君从不收钱,老乡就送上别的东西代替,被他救回来的病人也常来常往。孩子结婚时,吴著庆特地带他来,小伙子不认识舒守君,只是鞠了一躬,没想到老吴一个耳光扇过去,“这是你的恩人,没有他就没有你的命。”

  啥病都看,啥药都缺。村里为了解决看病问题,专门成立了采药队,舒守君作为队长,一起进山采药,他能认得400多种药,好多药材没有他,其他人就寻不到。

  “都说懒人生智慧,我看穷人才生智慧。”那会没钱,舒守君就利用缝纫机的原理做了个半自动切药机,用脚踩着切药,类似的炮制药材的机器,他们还发明了很多。

  日出关山坳,晨钟惊飞鸟,林间溪水潺潺,坡上青青草。

  今年70岁的范宽地,家住下梁镇西川村关山坳的最上头,每天与他们夫妻作伴的,便是这山里的晨钟、溪水,还有青青药草。

  与舒守君相比,范宽地采药看病的70年人生,略带“仙气”。

  八力麻,学名八棱麻,主治活血散瘀,用于跌打损伤,风湿痹痛。药农口口相传:绊到地上爬,离不开八力麻。

  走丝麻,冬天叶绿开花呈紫,以根皮入药,加土青木香、透骨消、甘草等药,以黄酒煎服,可治腰腿疼痛。俗语说,“要得走,离不开爬山狗;要得爬离不开走丝麻。”

  ……

  一进范家院子,治疗跌打损伤和劳伤的药材铺了一地,说起这些药材,范宽地头头是道。每一处细节都证明着,他是一个骨伤圣手,多重的骨伤到他手里都是“一月能下地,三月能出力”。

  出身于采药治病的世家,范宽地第一次脱手治病也颇具戏剧性。

  那年范宽地只有12岁,邻村一个人摔断了腿,急慌慌地找上门来,但父亲外出采药,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

  病情紧急,家属只好把范宽地接回了家,假如他看不了,再等父亲来救场。范宽地背上草药箩箩,里面装着父亲调好的草药包,他想着到了地方,根据病情调整用药剂量。

  过了几天,外省采药回来的父亲听说范宽地被接去看病,惊出一身冷汗,赶紧往患者家里赶。

  没想到,路上遇见他们正往回走,“骨头顺着固定,就能长回去。在人家家住了七天,开方子敷药,治好了。”范宽地得意地告诉父亲。

  范家就此名声大噪,好几个原本要截肢的患者,带着一丝希望找到他们,最终用保守治疗的方法治愈。

  20世纪90年代,村里一个小伙子干活时跟别人起了冲突,右胳膊直接被人用刀砸碎,粉碎性骨折,去看西医,人家说只能截肢。

  小伙子才十几岁,家里人不愿意,从县城拉回村里时,伤口已经开始腐烂生蛆。

  到了范宽地这里,按照接骨丹、接筋丹的方子采药、配药,一天一帖敷了两个月,竟痊愈了。

  范宽地采的药和其他人不同,连名字都透着股神秘的味道。

  但这神奇的接骨丹到底是啥?“其实他并不只是一味药材的名字,按照祖传的方子,24种颜色形式各异的草药都被我们称为接骨丹。”这个方子、这些药材可能只有他和父亲才能明白其中的奥妙。

  范家的方子顶用,用起来也有讲究。

  1976年,村民程先华坐蹦蹦车摔进了沟里,右脚脚踝受伤,“拉去县医院拍片子,骨头上有韭叶宽的一个缝缝。”

  范宽地的父亲给他开了三贴药,病情有所好转,七天就可以拄拐下地了。程先华寻思着,“这怕不是冒(骗)我呢?”他想再来几服巩固一下。范宽地说不行,骨头会生长得太快,果然,第四服贴上,患处的骨头长出了一个包。

  范家祖传的五劳七伤药酒方子,共有77味药,劳伤、麻木、风湿都能治。

  全国知名的草医骨科专家、著名中医风湿骨伤专家王家成也曾经跟随他父亲学习过这个药方。从挖药开始,边挖边学,边学边记。“他当时不认得字,就用脑子记,记住了25味药,后来他研制的盘龙七药酒就有这25味药。”

  这些神奇的方子,全“仰仗”神奇的药材。

  范宽地刚过十岁就跟着父亲上山采药。父亲的口传心授,身为医者的谆谆教诲,陪伴着他行走大地,遍识百草。

  他能识得几千种草药,本地产的药材他基本上都能说出名堂,上了《本草纲目》的是中药,没上的是草药。

  狼背娃、水红泡、百鸟不落,这些药材土名范宽地牢记于心,上山打眼一瞧,不用尝、不用闻就能准确无误地采回来。

  有些药不能种,需要在海拔2000米以上才能生长,采回来,家门口1000多米的海拔移栽不活,“我常用的草药都种不了,要去周至、太白山采药。”

  山里草药水分重,遇上大晴天也得晒上好几天,范宽地家常存着百十斤没有水分的干药材,他会根据药方配好,用碾子碾碎,病人来看病拿回去可以直接贴敷。

  这么多年,范宽地开处方都不收钱,只收取一些药材的费用。“我的药材,外面买不到。”

  从赤脚医生到合作医疗医生,范宽地就先后在下梁镇的医院和药铺坐诊,治病用药养活了他的五个孩子。

  但几十年时间,五个孩子相继下山,只有他们夫妻留在了山上。从山脚走到组长程先华家里,一条山路可以勉强会车,但再上到范宽地住的山头,基本只能容下一辆农用三轮车经过。

  这座山深到什么程度?程先华说,山里已经没有信号,范宽地办了两个手机号,哪个有信号用哪个。“找他看病,还要看缘分呢,能联系上才能看得上。”

  就在关山坳,范宽地和妻子,呼吸山风,饥餐云霞,渴饮流泉,采药看病,坚持至今。

  当年的赤脚医生,除了范宽地这样的医学世家,还有不少自学成才的“医学生”。

  红岩寺镇大沙河村村医黄传德17岁时,在正沟村修路,突然眼睛疼,随行的医生给他打了一针青霉素,症状有所缓解。他心想,干活真不容易,学医是不是轻松一些,就去拜师学医。

  老师给了几本书,并告诉他,“30斤漆油点完了才能学成。”他找了一个装墨水的小瓶子,点了煤油,用铁丝一串挂在墙上开始看书。

  学药要有恒心,先得记住药性。黄传德先学了三本书:《药性》《脉学》《汤头》。

  家底子薄,不满九岁父亲就去世了,家里还有姊妹六个,黄传德一边学医,一边还得在地里干活。经常是夜里记下的东西白天干活时就忘了,回来把锄头一扔,又去看书,记熟了药性,才去吃饭。“书上的学问太深了,我就先拿字典把字学会了才开始学药。”

  20世纪70年代,黄传德刚满20岁,就成了村里的黄大夫。村民都住在七沟八梁上,他每天背个小箱箱,上门给人看病,闲了就带着采药队进山挖药。“农村的赤脚医生可难干了。不像医院里,专科医生就看自己科室的病,农村人啥病都要让你看。”

  黄传德是推拿、针灸的好手,推拿时用小细葱、生姜蘸水,再用麝香、艾草,在穴位一点、一烫、一烧,药到病除。

  但如今,红岩寺镇9村1社区,只剩下不超过6人能看中医。黄传德心里一直有个愿望:继续琢磨用柞水的道地药材把中医发扬光大。但无奈他已经66岁,还兼任村副支书,每天要处理村上的事务,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进山采药。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赤脚医生们,年龄最小的那一批如今都年近古稀。他们带队进山采药的时光一去不复返,这些人既是采药人,又是用药人,正渐渐退出历史舞台。

  几年前舒守君得了脑梗,身体的各项机能在逐渐退化。他不再给人把脉看病,脉枕也被锁进了柜子最深处,“不敢看啦,看的好了也就罢了,看不好,这栋房子都不够赔啰。”

  还在采药的

  都是四五十岁的“小伙子”

  一般的山上都会有路,但这儿没有。

  远远望去,高高低低的树木交错生长,大大小小的石头杂乱无章,地上纵横着的是正在腐烂的枯枝落叶。

  上这样的山,实在是一件辛劳的苦役。

  顺着前人的脚印走吧?不行,这里的脚印保留不了多久,爬山时,往往需要手脚并用。经常是,一脚踩到枯叶上,稍微用力,反倒往下滑,用力越大,下滑的就越厉害。

  好不容易平衡好了重心,准备抬起头向上,脸又毫无防备的刮到树枝上,手里抓着的藤蔓也立马折断,没走几步已经气喘,不禁恼怒。

  范义才正在爬的是药王堂村四组的后山,他说,在这样的山上采药,运气很重要。

  去年一位河南的药商来收重楼时,他的队长头一次上山,就挖了十几斤,下山卖了1200元,算下来一棵苗子能卖到1元钱。

  “但不是每次都有这种好运,还是‘挖空锄头’的多。”范义才说,大多数时候,是“十回出九回空,一天补了十天工。”这就好像人生一样,不可能次次如意。

  特别是一些珍贵的药材,采药人认为它是有灵性的,它们生长的地方都是聚集日月精华之所,能采到更是不易。

  前年,任继银挖出了一个五六斤大的猪苓,堪称“猪苓王”,一时间吸引来许多目光。

  种在自家地里长了两年,挖出来一上秤,长到了11斤。并且看那形状像是一个人坐在那里抱着个小孩,任继银总觉得它寓意着什么,任凭别人开出几千元的高价都不舍得卖掉。

  一般到晚上10点,等大山都融入无边的夜色,范义才才拖着疲惫的身体下山,一边收拾着草药、锄头,一边洗手给老母亲做饭。

  “都习惯了!村里上一辈采药人的经历那才叫辛苦。”很多故事,范义才是从舒守君那里听来的。

  已过耄耋之年的舒守君,常说自己老年痴呆了,可对年轻时采药的事情记忆犹新。

  记得有一次,采药队里一个队员,做饭时不小心打翻了开水锅,泼到腿上立马烫出一片红皮。舒守君马上就地取材,找到清热解毒的良药“三步五步还原丹”,用石头捣碎了敷在腿上。

  可到了晚上,那人半天没有动静,舒守君冒出一身冷汗,“我以为是死了,去看下,结果已经开始打呼噜。”

  山间的夜晚出奇的寂静,林中宿鸟偶尔梦呓也清新可闻。舒守君坐在石头上靠着岩壁打盹,每过半个小时就醒来拨弄一下火堆,再看一下受伤的队员。

  好容易熬到天亮,没想到又五雷轰顶,倾盆大雨说来就来。扒开队员的裤腿一看,受伤的地方已经结痂。几个人只好把行李放在山洞里,打空手跑下山。

  “两边都是崖,下来水大得很,已经淹到半身,靠老乡才能拉过河。”在就近的房子躲过了阵雨,天晴了他们又一字排开再次进山,一去便是20多天。

  洪水是家常便饭,虽没遇到豹子、老虎一样的猛兽,野狼、狗熊倒是常伴左右。舒守君说,采药人手中基本上得攥根棍子做防护,狼群常常三两只结伴而行,要是手里没东西,只能麻包一甩,把狼吓跑。有的时候,狗熊的突然出现,能把人吓瘫,若是人不惹它,倒也相安无事,它们还会来吃人剩下的东西。

  采药分时机的,春天采什么药,夏天采什么药,都是有“下数”的。“正月茵陈二月蒿,三月砍来当柴烧。春秋挖根夏采草,浆果初熟花含苞。”无论是中药的采摘、炮制还是存储,都要把握好最佳时节。同一种药材在不同的时节、不同的时辰采摘,药效大为不同。

  五味子最好是进伏就开始采,一直到白露节气,等到果子变红,晒干入药。花草一类的药,得等花开起来采正好,根茎类的等叶子黄了,秋季采最好。

  采药人都是这样顶着烈日、冒着严寒和时间赛跑的人。“山里气候多变,有的时候,早上走的时候晒太阳,走着走着开始下雪了。”舒守君说,他们常常被冻坏了,回去要裹上几床被子才能缓过来。

发现一株草药

  还有很多珍贵的药材生长在云雾中,或是人迹罕至的高峻处,采这一类草药,需要腰系绳索,手握药刀,在悬崖峭壁上慢慢摸索。

  舒守君记得,他年轻时,经常采一种名叫金芆的草药,专治小儿惊风,就长在大石崖上,只长出地面3厘米,开着苞谷豆大小的黄花,采起来难,也十分金贵。

  有一次药没采成,跑了一天大半夜才回来,几个人沿着搭在崖边的木桥慢慢往下探,因为没有照明工具,只能用手指紧紧扣着石崖,找到树才能找到下山的方向。

  采药时不光要耳清目明,还得有副好舌头。麻金钗和路月霖都是秦岭山里常见的植物,长在树干上,外形极为相似,但麻金钗能治疗小儿惊风,有清肺的效果,路月霖只能当野菜食用,辨别它们只能靠尝:“麻金钗苦一些,路月霖淡一点。”

  “山里草药上千种,是咱一辈子都认不全,挖不完的。”采药人总是这样爬高下低,寻找着草药的最佳年华。

  如果在路上碰见采药人,和熟悉的山民并无两样,但他们的身体状况都非常好,尤其是在负重和耐力方面。

  山区的生活劳动将他们的身体磨练得十分节能和高效,具体来讲,他们吃得很少,却能承受很大的劳动量和运动量。

背着干瘪的袋子下山

  上山的时候,采药人的尼龙袋子里通常会装上馒头、把把面(挂面)、水,还有走起路来叮铃咣当的锅碗瓢盆,需要吃饭的时候,找一个山洞或者平地,啃几口馒头或者煮一把面。

  更多的时候,他们两顿并做一顿地吃,少吃点就能少带点。一天去一天回的短途采药,就不需要背吃的喝的,实在渴了就揪一把“叉叉果”,一直熬到下山回家。有人说,采药的人都是半仙体质。

  因为采药太不容易,所以世代流传下来的除了有采药的手艺,还有一些必须遵守的“规矩”。

  上山的时候,不能背着手,除了有“手背”的意思,这个动作在农村还被俗称为“懒汉手”,人懒自然采不到药材。扛着的锄头必须向下,不然挖不下药。背着的挎篮必须朝上,要不兜不住药。

  早上上山,相互之间不能说滚字,说了就会“滚”下山。很多采药人,尤其是老一辈的,对这些“讲究”虔诚不已。在他们看来,上山前的焚香、放鞭炮等仪式,是对平安的祈求,对大山的敬畏。

  这些讲究也不全然都是“迷信”的,还有一些人与人相处的、人与自然相处的哲学。

进山采药多数都结伴出行

  采药人一般都结伴上山,但一旦有人发现了药材,别人都要保持三尺或是五尺的距离,这也是祖先留下来的规矩,“做人不能太过分,不能抢别人的。”

  斩草不除根,也是一名合格采药人的规矩。

  猪苓一般生长在树根处、枯叶下,一窝一窝的长在一起,采收的时候,不能一次挖完,不然伤了元气,后面就再难长出。而且挖出来的坑也要及时回填,根茎裸露的植株可能会在暴晒后死亡,也会导致植物无法再生。

  细品这些讲究,正是科学采摘,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道理。

  运气、时机、吃苦,要想采到药,采到好药,三者缺一不可。也正因此,村里从事采药的人越来越少,李泽顺的突出感受是,他们吃不了父辈那一代人的苦。

  同种地给人的感觉一样,采药在年轻人心中也有太艰难的印象:付出多,收获慢,太不划算了,还不如去城里闯一闯。

  山里有一味通草,专为产妇通乳,能卖到100元一斤。但是采的时候,需要寻找一株通草花,把中间筷子一样粗的芯芯摘出来,颇费功夫,很多人一看就没有耐心了。

  外科常用的紫花地丁,生长在坡坎上,较难采摘。再加上晒干之后分量太轻,卖不上钱,所以渐渐地也无人问津。

  加之,在物质生活日益丰富的今天,一种收入手段难以满足正常的生活需求。范义才一辈子采药却成了贫困户,现在靠村里护林员的工作,才得以脱贫。因此只靠采药为生的人几乎没有了。

  “现在还在采药的,都是四五十岁的小伙子。”李泽顺说,相比上一辈,他们懂得也不多,小时候,父亲因为要采药看病,院子里经常放着100多种药材,现在有十几种已经很多了。有外地药商来收不认识的药材时,他们只能带上标本一边学一边采。

  秦药的味道变清淡了?

  李泽顺一辈的采药人,大多是跟着市场走,市场需要什么就采什么,什么值钱就采什么。

李泽顺闻刚挖出来的草药

  “天天采连翘,次次挖猪苓,偶尔有重楼。”李泽顺说,连翘、猪苓是红岩寺后山最常见的药材,价格基本稳定,采的人最多。以前大家不认识重楼,这两年有人来收,效益很好,采的人逐渐多了起来。

  在药商余达峰的影响下,效益好的药材,不仅采的人变多,甚至还会被搬到地里。

  垂盆草,当地人管它叫“六月令”。这种药材生命力旺盛,只要有水分,就能存活,挖出来太阳也很难晒死,只有拿开水烫过了晒干才能用。以前长在地里,对庄稼危害大,一般当作杂草处理。余达峰知道它能被用作中药后,便开始收购。对于当地人来说,野草变成了“摇钱草”,很多人跟着种起来。

  其实,从很早开始,因为野生药材太难得,很多市场上需要的大宗药材,逐渐被药农移下山种在地里。早些年,有好管理的苍术、猪苓、天麻,近些年有连翘、五味子,甚至还有较为名贵的铁皮石斛。

  这些被量产的中药材的确能带来不小的收益。红岩寺镇本地湾村的谭家贵,因为常年住在山上,便开始钻研着大规模种植连翘,攒了几年,今年一口气卖了18万元。

  镇上看着效益好,还将连翘定为脱贫产业,再过几年,关于连翘的旅游经济也会发展起来。山下的苍术大棚已经一排接着一排,一个大棚一年能赚五六万元。

  “收药材主要看品相,野生药材和家种药材孰好孰坏,也分情况。”余达峰经过多年的坚持,已经成为影响陕南三市的药材收购商。

  他说,猪苓的生长过程中,蜜环菌特别重要,在自然环境下,生长周期长,药效肯定比家种的好。但连翘,家种的经过精细化管理,加上充足的光照,品相反而比野生的好。

  有的药材因为两者价格差距较大,很多采药人会将家种的当成野生的来卖,也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中药市场的信誉。再加上,不懂药性的采药人为了赶个好价钱,有些药没到时候就采了,也在影响中药的质量。

  “从收购比例上看,这几年还是野生的比例高,但那是因为收购范围扩大的结果。”余达峰说,药材的生长周期比较长,等再过几年,种植的药材大量上市以后,野生的市场肯定会被挤掉,再等到“70后”爬不动山的时候,采药人基本就消失了。

  药商收回来的药都去了哪里?正沟村村医左可钦说,本村是用不上的。

  在赤脚医生时代,采药人所采的药都是基于医生的药方,用什么,采什么,药方就是标准。

  而现在,村医和采药人不再双向沟通:采药人采回来的药大多向市场出售,左可钦需要的药材也是从市场上进货,“我们得按规定来,进入市场的药是药品也是商品,更符合标准。”

  正沟村的医务室现在一天来不了几个人,因为没有配备麻醉药,像大一点的伤口缝合都要去卫生院才能处理。

  如今,左可钦把选择的权利交给病人:“病人来了,看他选择中医还是西医治法,我们按照规定给药治病。”他常治的都是像脑梗、风湿性关节炎这样的慢性病后遗症,病人一般考虑中医能辅助恢复,巩固疗效。

  就诊量的减少,西医主导地位的确立,中医与中药的标准化推行让那些上了药典的药材需求量大增,但一些口耳相传的老方子就要面临不同程度的“阉割”。

  朱砂莲曾常被用于清热、解毒,尤其适用治疗咽炎、扁桃体炎,但因为不在药典、名录里,也被西药代替了。

  对于进入体制内的医生来说,用药的标准——药方也在标准化。

  20世纪70年代,医生家里常备着当归、陈皮、乌梅、白术,那时一个药铺至少要存160种药,不然就开不起来。而现在,左可钦已经不太给病人开中药了,村卫生室的柜子里存着大约80多种规定用药,中成药和西药都有,但草药与中药不多,“中成药的效用与用法都更准确明白,用起来风险小。”

  全省情况也不乐观,据统计,2019年全省中药材种植面积超过400万亩,年总产量约90万吨,但中药企业使用本省中药材原料占比仅10%左右。

  采药人在减少,本地药在外流,秦药的味道是不是在逐渐变淡?有一些人不信邪,他们想把秦药的根留住,不但要坚持古法采药治病,还要把传统的采药文化传承下去,让秦药的味道更浓厚一些。

  黄传德擅长一种方剂,名叫玉屏风散,以白术、黄芪、防风入药,专治正气不足、邪气入侵,“就像是挂个帘子,把病毒挡住。”

  他的小舅子也是一名中医,手中只有一味方子,专治不孕不育:以青磨香、丹参、青藤根为主材,根据病人情况加减药量,多年来各处病人前来求医问药,这都是土单验方的大疗效。

  人体寒热温凉有别,辨别体质才能引药归经,所以一人一方,因人而异。

  30年前,黄传德给一个惊厥抽风的患者看病,病人四处求医,有中医给他开了书本上的方子,以蝎子做引,花了几万块,病情却始终不见起色。

  回到红岩寺后,黄传德发现病人的口唇、舌苔又红又厚,原来上一个医生用药太猛,不但没治好病,还把病人体内的火气提起来了。“这时不能猛降火,要滋阴降火。”黄传德用麦冬、玉竹、石斛调了个方子,80块钱就看好了。

  代代相传的药方指导着医生们用药施策、采药治病。一样的药材,不同的炮制方法也有不同的功效,能治不同的病。

  “我们当地有句土话,人要像一味甘草,做冷做热都可以。”黄传德说,中医所谓“十方九草”,指的就是甘草。《伤寒论》中112种药方,用甘草者就达70方。甘草不仅能祛痰止咳,还能在药方中发挥调和诸药的作用,素有“朝中国老,药中甘草”的美誉。

  一味甘草入药,不同的炮制方法能发挥不同的作用,用蜂蜜炒是温性的,能够疏寒,如果不经炮制,就是凉性的。

  医师的药房中,药斗总是占据着最显著的位置,上百种药材依照上轻、中实、下沉的斗谱摆放有序。

  不同性味的本草,原本被隔离在层层格格的抽药斗里,直到经过用药人的双手,按照方剂配伍的秘诀将它们安放在一起。

  “单靠一味药是治不好病的,我们配药有主有辅,这叫君臣佐使。”黄传德说,本草相遇,或君臣佐使,或相生相克,让不同的本草相遇和配伍,便有了千变万化的可能,这最考验用药之人的功力,也是那些固定的成药替代不了的。

  范家方子完整组方和炮制方法并不是机密,那些山中寻常可见的草药是怎样的相佐相使,长骨生肌,范宽地也想要找个人传下去。

  现在,他进山采药的目标依旧是那些,那77味药就像刻在他的骨血里一样明确。

  牛头山里采不到,范宽地就去镇安、长安、蓝田采药。每逢农历六月、腊月的采药季,儿子会回来帮帮忙。进一趟山开两辆车,一辆专门拉人,一辆专门拉药。

  几年前,蓝田县有个年轻人,奔着范家祖传的方子而来,吃住在范宽地家,跟着他学了三年,但等范宽地放他自己上山去,他就采不到药,最后还是走了。“虽然他们已经认得了药材,但是吃不下这个苦,这门手艺还是传不下去。”

  誊写着77味药的祖传方子,范宽地留给了儿子,但那些需要本地水土滋养的药材,在范宽地百年之后,由谁来采呢?

  所幸12岁的大孙子对药材有了兴趣,每年暑假就来跟着爷爷进山采药。去年10月,祖孙几人去了长安库峪岭,背着粮饭,一呆就是六天,孩子没有喊苦,今年,还要来。

  记者 刘甜甜 徐旻禾

(编辑:刘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