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问”办法出台

    2007年3月
    延安市第三次党代会提出对各项工作“不但要问责问廉，更要问效”，促使延安市纪委、监察局开始着手起草《延安市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问责问廉问效暂行办法》。
    通过对初稿提交市纪委常委会讨论，并广泛征求意见，七议其稿后获审议通过。

    2007年7月19日
    《办法》启动仪式正式举行，延安市纪委在国内首创的“三问”工作由此拉开序幕，随后，为推进该项工作开展，各级纪委先后成立“三问”办公室。

    2008年8月22日
    延安市“问责问廉问效”（官方简称“三问”）工作理论与实践研讨会在西安召开，这是延安市“三问”工作正式运行一年来首次向外界公开的工作总结与研讨大会。
    由延安市纪委在全国首创的“问责问廉问效”纪检新法，运行一年，给予警示训诫、党纪政纪处分的干部已达744名。现在，浙江、黑龙江、湖北、四川等14个省在学习“三问”经验。

    一年近800干部在“三问”中受处理

    8月23日大会上透露，“三问”工作运行一年来，延安全市共实施警示训诫648人，给予党纪处分59人，给予政纪处分37人。
    据悉，这些“三问”案件中，大多与老百姓生活密切相关。2007年高考期间，延安市城区一段街道拥堵，造成一考点考生未能顺利赶赴考场，经“三问”，查实延安市交警支队警力部署不周密导致堵塞，对相关领导给予处理。从延川县文安驿镇党委书记刘建忠处获悉，镇上邮电所工作人员态度不好，被老百姓反映后，镇上即刻启动“三问”程序对当事人进行处理。
    此外，“三问”工作人员通过明察暗访，先后对11个单位的领导、司机公车接送学生问题进行查处，对5个部门的15名干部上班期间玩电脑游戏进行了警示训诫，对20余名工作期间饮酒的干部进行处理。　

    郭永平批示：延安的“三问”经验很好

    2008年2月，延安“三问”工作引起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郭永平关注，他批示：延安问责问廉问效的经验很好，安排人员给予总结，转发各地借鉴参考。
    8月23日，延安市委常委、纪委书记杨鑫说，从今年2月份开始，全国已经有14个省、40多个县市、单位开始学习延安“三问”经验，有的地方已经正式推开“三问”工作。省纪委副书记张毅民昨参会，此外，省内外近20名专家到会就延安“三问”工作展开热烈讨论，这些专家此前都深入延安就“三问”工作展开深入调研。

    “三问”简介

    1.问什么：
    根据《办法》第三条规定以及“三问”工作实践总结，目前延安“三问”涉及内容可概括如下：市委、政府的重大决策；重大安排部署以及确定的重大项目；机关作风建设；群众反映强烈的热难点问题；各项民生政策的落实。
    2.如何问：
    有问题介入问：首先从各种途径确定信息来源，然后“三问”工作实施主体经领导审查同意后开展调查，也可责成有关单位进行调查。最后依据调查结果进行处理。
    无问题介入问：“三问办”主动确定一些重点工作为“三问”对象——实时监督跟踪——发现问题——调查处理。

    省内外专家解读延安“三问”

    此次参会专家从不同角度对延安“三问”这一纪检新法进行了解读，以下谨摘录其发言的部分内容：

    打擦边球行为都可受到处理

    何君安（西北大学副教授）：（以前）许多重大腐败案件都是在造成严重损失之后才被发现和处理的，也就是说，在预防、治本方面，我们还没有找到一种行之有效的办法，也就是说比较被动。“三问”工作将各部门、各单位的工作都纳入监督范围，而不是像以前那样只是监督已经出现问题的部门和单位。以前，只要自己部门不出事故，事实上就没有哪个机构去查你，但“三问”实施之后，这种情况得到改变，因为“三问办”会根据各方面信息事先确定问责的对象。由于方方面面的工作都列入了监督的对象和范围，大量够不上犯罪但又实际上属于不正当行使职权的灰色腐败，打擦边球行为都可能受到处理。

    高度关注对不作为和“庸官”治理

  　于 阳（天津市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延安市开展的“三问”工作，倡导无功便是过的新理念，高度关注对不作为形式腐败和“庸官”现象的治理，把“问效”放在一个突出的位置上，强调“问责”、“问廉”、“问效”三者并重，这是一个创举。根据“三问”工作机制的要求，国家工作人员既要廉政，又要勤政；既不能滥用权力，又要有所作为；“三问”工作不仅监督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履行职责过程中的廉洁情况，同时还监督其工作效率情况，此外还建立了对各种“不作为”形式的腐败行为的惩处机制。

    “三问”提前了反腐关口
    孔祥利（陕西师范大学教授）：“三问”提前了“反腐”关口。“三问”紧紧抓住行使权力这个关键，把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监督，延伸到具体工作的事前、事中和事后，不仅监督他们履行职责情况和这个过程中的廉洁情况，同时还监督其工作效率情况，做到事前提前介入、事中重点防范、事后跟踪监督。

    “三问”的要害是“早问真问主动问”

    所谓“早问”，就是把纪检过问的关口提前了。如此一来，事前、事中、事后都有了纪检部门的身影。能把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能遏制不少干部的非分想法，最大程度减少滥权的损失。
    所谓“真问”，就是得动真格的。有人说，现在一些干部是天不怕地不怕，什么都敢干，什么都敢糊弄。其实，他们还是有怕的，最怕的就是丢了“乌纱”。你要是搞形式走过场，他比谁都能糊弄；你要是下硬茬，他比谁都害怕。所以，纪检问责关键还是要加大处理比重，让太平官们有危机感。
    所谓“主动问”，就是得“没事找事”，主动四处“管闲事”。 “三问”模式的监督对象很宽泛，管你这单位是暴露出问题还是没暴露出问题，管你这干部是违规吃喝饮酒还是工作不当，凡有“信息”处，都可成为“问廉人”。
    得承认，真要做到“问责一人、警示一片、教育一线”，还要有很多努力：比如问责处分的力度是否能够加强，大量的“警示训诫”会不会降低“威力”？比如，格外成立的“三问办”如何协调与纪检其他部门的管辖关系，他们的权力怎样监督才能避免“不听话就问你”的权力膨胀？再比如，各地操作中会不会造成 “选择性问责”的局面，鸡毛蒜皮的小事“问”个不停，真正敏感涉及到其他官员利益的大事就睁只眼闭只眼甚至干脆别过头去？
    当然，指望一个“三问”模式浮出水面就立马解决所有反腐问题，未免盲目乐观。一个新思路，总是要在不断的尝试、修正中才能逐渐成为可靠的制度。窃以为，“三问”模式最大的启示是：纪检干部不能安于现状，总抱怨自己的无奈与乏力。如果说当下的纪检部门真的存在某种尴尬的话，那么这种尴尬也不是绝对的，只要肯在工作范围上、工作思路上、工作方法上多动脑子多创新，更宽阔的工作局面还是有可能被闯出来的。所以，不要问“三问”模式能否包揽解决所有矛盾，而要问延安首创的“三问”模式在各地还能怎样被完善、被发展？毕竟，在反腐问题上任何一点创新，都被民众殷殷期待。(毕诗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