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 彪

    “我最怕见领导了！更怕和领导说话。”
    “我看见领导就想绕道走。”
    的确，不少人尤其是年轻人，对上级和单位领导有一种莫明其妙的畏惧感。若问畏什么惧什么，却又说不出一个明明白白的理由来，好像是一种潜意识在作怪。
    见官敬三分，见官矮三分，见官畏三分，是我们这个社会的一种文化沉淀和历史遗存，是几千年的专制独裁在我们这个族群的记忆深处烙下的伤痕。以至到今天，我们虽已拥有了公民的资格，但心理依然迈不过臣民意识的门槛。城乡草根阶层囿于知识和见识固然如此，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社会精英的脊椎也直不了多少，连那些曾经飘洋过海、受过西风美雨洗礼的“海龟”们也好不到哪里去。
    从中外历史的演进来看，敬官、畏官心理，无论是在专制暴政下匍匐了2000多年的东方，还是经过了黑暗无比的中世纪的西方，都曾是一种“合理”的历史存在。不同的是西人穿越黑暗隧道以后，一步一步走向了光明，走向了民主，走出了敬官畏官的历史泥沼；而东方却无论怎样折腾，始终没有走出遥远的祖先给我们设置好的这一“迷魂阵”。
    走不出，是因为我们的社会结构、我们的制度设计还没有本质的改变，权力依然能主宰一切。而能撑起我们胆量、厚实我们底气的民主和法制，还没有完全从纸上走下来化成一种有生命的东西。
    有生命才会有力量，有力量才会有胆识。听听美国原驻白宫记者海伦·托马斯的声音：“我们新闻媒体的责任就是通过提问使总统感到难堪、不高兴，让总统感受到他受到媒体的监督，他必须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人家就敢把领导不当回事，官在他们的生活里、在他们的意识中，不是用来高高举在头顶上的，而是来给他们提供服务的，一不小心还得做好挨唾沫的准备。什么叫主人，什么叫仆人，现实是最生动的说明。
    罗素说过这样一句话：“国家越民主，国民越少对其统治者表示敬意，这是件奇怪的事情。”(《论政治家》)可谓一语中的。是呀，老百姓能自由思想，自由表达，能决定总统之类高官的去留，他们还有什么可怕的？反过来，该怕的是那些领导，他们的命运掌握在民众手中，他们必须尽心尽力、尽职尽责地为公众服务，才有可能留任。
    老百姓敬官、畏官与否，竟然是一把衡量民主成熟度的尺子，这怕也是我们东方人感到“奇怪的事情”。但事实就是如此。当有一天我们不再见官就敬、见官就惧、见官就避了，我们就可以自豪地说我们终于走出了历史的“迷魂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