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珠因其美且不朽而高贵，枣因其蕴涵深遂为人钟爱。君不见，过年时蒸的“枣山”把枣视为财宝；新婚燕尔时洞房里撒的红枣，喻为“早生贵子”；红军长征到了延安，老百姓捧上一掬掬的红枣盛情欢迎。状如指甲盖大小的酸枣在我眼里就是珍珠。其重不称算，其味不能忘，其情更是沉重。如今枣的品种越来越多，梨枣、冬枣、水枣、蜜枣、鸡蛋枣、葫芦枣……但酸枣承载的是永远、永远。
    酸枣是在荒丘陵坟中野生的，个小肉厚，颜色鲜红，又酸又甜，甘爽清脆，在枣的家族中可能属于小字辈的“弃儿”。也许因生长在不值钱的地儿，人们就给它一个不值钱的“酸枣”名儿。
    每到秋季，渭北的铁镰山那状如饱经风霜老人额头上皱纹的沟壑里、崖畔上到处都是一串串、一骨朵青白相间，红青相间，或红得透亮，或青的绿爽，或白的闪亮的酸枣。散学后，约几个小伙伴，拿上挠钩（一种铁制的弯钩，安在长约３米左右的木棍上），别上镰刀，喊着叫着，去沟里“打酸枣”。
    “打酸枣”是一个很危险的活儿。低处用手能够得着的，得小心翼翼地用手一个一个地摘，一不小心就会被尖利的枣刺扎伤，尤其扎进指甲缝里的枣刺，那个钻心疼，常弄得小伙伴们“哇哇”直叫。到高一点，就得“支架子”——大一点的脖项上架一个身轻个小的。那一回，久生把我扶到星映的肩膀上，刚摘了半“口袋”（衣服上的兜儿），星映一只脚打了个闪，把我从他的肩膀上摔下来，他也塌在我的身上，枣刺划破了手、脸、衣服。爬起来，互相拍打了一下浑身的尘土，拔掉扎在手上的枣刺，绕上很长的一段路，爬到崖头上，用挠钩勾，用挠钩把儿打。崖下的喊着“往东边打”，一会儿又喊“向西边打”，一会叹着气“你俩咋弄的？”那红的，青的，白的，还有绿的酸枣树叶儿，哗啦哗啦……像冰雹似的欢蹦乱跳地落在崖下边铺的破被单上。只有在这时，才是最开心的，只有在这种争吵中，我们汲取童年的欢快，释放沉积在心头的郁闷，融入大自然的怀抱当中。
    母亲知道我对酸枣的偏爱，每到打酸枣的时节，他就让本家的叔伯弟兄千方百计地给她寻上一些。她戴上老花镜一颗一颗地挑，一个一个地捡，又一颗一颗地洗，一个一个地擦……然后放到早已洗好、空干的玻璃瓶中，倒上三两杯“西凤酒”，密封起来，谓之“酒枣”。待上个十数半月，她就托人把这酒枣给我捎来。瓶中那一颗颗泡得涨红透亮、浸润通秀、剔透玲珑、华滋湿目的酸枣，飘溢着母亲对儿子的祝福、期盼、关爱、呵护。我仿佛感受到母亲的体温，轻触到母亲的肌肤，看到母亲眉间微微展开的疙瘩和翘动的嘴角漾起的浅浅笑纹，恍若又回到母亲的身旁。然而母亲走了，酒枣没了……
    过了些年，又是“平整土地”，又是“椽梆埝”，又是修“大寨田”，硬是把酸枣树连根带枝地拔完了。一时间红秃秃的沟壑里、崖畔上再也看不到往日那绿生生、翠滋滋的酸枣树，即使长在“大寨田”里的黄的玉米，白的棉花，还有黑豆、黄豆、绿豆……也都因失去了这一道绿色屏障，显得有气无力。到今天，有“中国红枣之乡”美誉的大荔，枣成了一大产业，枣的面积达到４０多万亩，枣也成了沙苑地区、洛灌地区、黄河滩区农民的大宗收入项目。尽管这枣吃了觉得脆是脆了，甜是甜了，酸味依存，但终究没有儿时那酸枣的味儿悠长；尽管目下枣的品种繁多，包括蜜枣、枣脯，但都无法赶上我曾经不顾一切从老崖上打来的酸枣耐得咀嚼；尽管商家使尽浑身解数包装加工，都赶不上母亲加工的酒枣，个个酸甜可口，即使到了冬天，依然脆生生的独领风骚。
    人生若酒须细品味。年过花甲，悲人生易逝，叹命运乖舛，然我却在刻意塑造自己的形象，保晚节，读书、摄影、写文章。怀旧！恋土！伤逝！记挂！和先贤的风范、铭心的友谊、人生的价值相比，酸枣或许显得过于娇小玲珑，不那么打眼，但那绝对酸甜酸甜的一咬会在牙齿间回响起的清亮的响声，那味道和感觉直抵丹田，荡气回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