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1日，四川汶川地震灾害发生第10天，安康市紫阳县高滩镇政府外面架起的广播里，一遍又一遍重复着《我们都是汶川人》的抗震救灾捐款倡议书。来来往往的行人中，不时有放慢脚步的，他们庄严地将一张张十元、二十元、五十元甚至一百元的人民币投进捐款箱。
广播一直在响，捐款的人流不断。
下午4：30，一位二十七八岁的妇女风尘仆仆而来，在捐款箱前，掏出几张百元钞票，正要往箱里投，工作人员接过来数了一遍，喊到：“400元！”
一个农村妇女捐了400元！声音在瞬间凝聚。
人们惊诧的目光积聚在这位衣着朴素的年轻女人身上。她有些羞怯不安，转身欲走，却被工作人员叫住了。经过简单询问，人们得知她是从十几公里外的另一个乡镇赶来捐款的。
原来，这名妇女叫阮春，是临近的广城乡八庙村的。中午，她到广城乡政府捐款，不料那里的捐款活动已经结束了。听说高滩镇的捐款还在进行中，阮春便急匆匆往高滩赶。徒步走了10多里山路，她已是大汗淋漓了。听了她的一番诉说，围观的人群不仅对她肃然起敬，包括拿着国家“俸禄”的公职人员。毕竟，400元，对农村人来说，不是一个小数目。一个农村妇女，养一张春蚕，忙碌一个月才能卖700元左右，这还要包括成本。更何况阮春还是跑了10里的山路赶到邻乡来捐款。难道她对灾区有某种特殊的情结？
怀着种种疑惑，我设法打听到了阮春的电话，并拨通了她的手机。我的造访，她是没有想到，不但没有思想准备，而且抱着女人的防范和警觉。
我向她说明身份，表明意图，并试图恭维她，以缓和她的情绪。我说她了不起，说她善良，有同情心，捐了那么多钱，很多人对她充满敬意。结果，她却大为恼火，仿佛我在侮辱她。她说：“捐点钱有什么了不起，大家不是都在捐吗？照你那么说，要是我只捐了一块钱，我就可耻了是不是？！”
话不投机，我赶快转变了话题。先向她道歉——虽然我想不出哪句话冒犯了她，然后挑了些敏感的词眼，诸如死亡、废墟、孤儿、眼泪之类，希望我的采访不要就这么拜下阵来。这一招果然奏效，她愿意和别人讨论关于灾难的话题。慢慢的，她开始回应我的话题。我还向她描述了一些目不忍睹的画面，残肢断臂的景象：一个从瓦砾中伸出来的手！我都哭了，我说。
“啊，谁没有哭呢。这几天我一直守在电视机前，太残忍了，造孽啊！你看那些孤儿，那么多无家可归的人，看得人心都碎了……哪有不哭的道理，呜呜……”说着说着，她的声音开始颤抖、呜咽起来。我又被吓了一跳，想不到她是一个容易激动的女子。
“因此，凡是有一点良知的人，都会这么做，哪怕捐上一块钱。”
我又说，是啊，其实捐款是在表明一种态度。
“嗨！你这么说就不对了。态度是个什么话？我不赞同。”她的声音陡然变得冷冰冰，“听得出你是一个知识分子，我呢，是一个农村妇女，没有资格反驳你。”
“好吧，我现在来回答你刚才问我的问题：第一，400元对我来说是不少，因为我是个农民，钱也不多，只是一点心意；第二，我是可以不走这几步，可以邮寄、电汇，但是我喜欢那样的场面——真切，牢靠，谁也不敢动我的钱，它只属于灾区人民；第三，哪里捐都一样；第四点嘛，你知道2000年紫阳县的‘7.13’洪灾吗？你可能不知道，可能也没有遭遇。但是我们周围的很多人，损失惨重，有的还失去了亲人。要不是党和国家、政府，还有好心人的帮助，我们可能就彻底垮了，算是感恩吧。”
电话突然断了。我立即再拨，却再也没有办法接通。我感到十二分的遗憾。她的“冷嘲热讽”使我却无法平静。
曾在广城乡工作过的民政办刘主任，也认识阮春。我从他那里了解到更多她的信息。阮春只是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高中文化。她家里并不富裕，自己春秋两季养蚕收茧，还有烤烟和一年两头猪；丈夫在外打工，家里的事她是一把抓，很能干。
而“7.13”洪灾有没有波及阮春家，刘主任不知情。不过就当时的灾情来说是普遍的，非常严重，惊动了世界宣明会和乐施会这两大慈善组织前来协助政府展开救援。最严重的是毛坝镇、联合乡一带。百年不遇的洪水和严重的山体滑坡，一个一个的自然村眨眼间就不见了，昔日的青山绿水变成了满目疮痍的黄泛区，许多家庭都支离破碎。我们政府机关的杨林就是特别严重的受灾户之一，他家的三间瓦房一片瓦都没剩。
你是说政府捐款最多的那个？我问。
是的，他是个军人，立过功，转业后被安置在镇上从事计划生育工作。但不知为什么还是个工人身份。去年刚买了房子，手头很紧。他之所以捐这么多钱，也是因为“7.13”。
这几天，杨林也是个焦点人物——普通干部，工资不高，捐款比书记、镇长都多。大家对他的揣摩里掺杂了许多复杂的东西。
杨林对“7.13”那场灾难的描述，轻描淡写，似乎有些伤痛害怕触及。他简单地说了两点：一是受救助及时；二是灾后重建政策十分优惠。他强调自己是个军人。
“看到汶川地震的那些感人的救援场面，我恨不得飞过去！我想至少也得出10个义务工吧。按每天50元折算，所以我捐了500元。”说到这里，杨林有些委屈不安：“有人认为我出风头，说我用心良苦。唉，我都45岁了，我能有什么企图？！就图个心安理得吧。我从农民子弟走到今天这一步，已经不错了，还能图什么。相比较而言，这个社会给予我的似乎要比别人多，我多捐一点也是应该的；想想我的父母、兄弟，8年前他们在一夜之间变成一无所有，在帐篷中度日，要没有慈善事业、没有政府的救援，当时又会是什么样子呢？就像汶川的灾民一样，需要一种力量，社会的合力，包括我们都应该是这个力量的一个份子。要说我与广城乡那个农村妇女相比，这又能算什么？”
电视画面上，废墟里的悲壮和力量，令人震撼。来自灾区的关于死亡数字、孤儿们的悲惨境地，让人揪心；全国各地的救援行动，让人感动。身边的一些事情带来的感动。二者交织，像一首悲壮的赞歌，同时，又无法不让人把周围许多人特别是那个女人和这首赞歌联系起来，让我几天以来一直在思考的问题终于找到了答案。因为一个词语在我脑子里不停的闪烁，那就是——感恩！
我深深地陷入悲感交集的沉思里……
来自灾区的遇难人数在一天天的增加、被改变童年的孩子们的悲怆，残垣断壁下消失的生命，这些让人时时泪流满面；而在这个蔚蓝色星球上飘扬的关爱和鼓励，同胞们面对灾难的坚强，包括身边朴实的阮春、杨林以及募捐箱前川流不息的人群，又不得不让人感动。我豁然开朗，一个词语在不断的闪烁：感恩！这就是我几天来一直在思考的答案。为什么我们能够在极短的时间内募捐到超过百亿的赈灾善款，难道仅仅是出于人道，是这个民族乐善好施的品德吗？在苦难中重生的中华民族，除了靠钢铁意志外，难道不是还有“感恩”的情怀吗？ (马晓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