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张平
    打工者的故事或许是一样的，他们的心路历程却千差万别。一群群农村打工者，每日在城市中川流不息地走过。对他们的故事，城里人鲜有聆听的耐心。他们带着颤音的倾诉，何时才不只是一声叹息？城乡结构，不是一个纯经济学的概念，打破它，先得清除“二元对立”的屏障。
   
    我恨死“农民工”三个字！

    王存亮（省某机关司机，28岁，岐山人）
    你到过我的老家吗？那可是周原故里，《封神榜》的故事就发生在我们县，《三国演义》里五丈塬也在我们县。我家离周公庙不到10里的地。
    我父亲是个乡村教师，50岁就办了退休手续，月退休金500元。我们那每年有几万人到全国各地打工，从广东到新疆，从苏州到温州，天南地北到处都有。我只是打工者中的一个。
    还差一年高中毕业就辍学了。看着高考没希望，我就跟表弟一起到了西安。先在一个装修队干活。那时装修利润挺高，大概有40％，但揽到工程和要钱却不容易。老板是南方人，一直干包工头。有一次他喝醉了骂我们：“欠了5个月的工资，就唧唧歪歪，再说三道四就给我滚蛋！“老子干装修这些年，欠款50多万，200多万工程款都是我垫的。工程结束了，两三年结不完账，我拿什么给你们？活是越来越难干了。拉一个活，送10％的好处费不说，你还得三天两头请客送礼。别看我在你们面前是大爷，在人家面前，我就是孙子！”老板都说他是孙子了，那我们是啥？一个月800多的工资，最后到手的就600，这已经不错了。
　   最让人受不了的是那些窝囊气。我们这些农民工，身份证是乡下的。工作流动性强，今天在城东，明天就到了城西。按说可以由包工头集体办暂住证，可老板不愿出这个钱，办一张就要60元，我们也不愿拿这个钱。这样，公安就查我们，查到一次罚200元。更可气的是，有一次我们这些清一色的男民工在工地上打扑克，被派出所的人逮住了，要罚600元，一人100元。理由是我们打的扑克上有裸体女人，打扑克是传播淫秽物品。我们说扑克就是附近店里买的，自己打着玩，又不赌钱，咋就犯了法？公安说：好，你们还嘴硬，那就到派出所去讲吧。后来老板代交了罚款才算了事。
　   现在社会替农民工说话的多了，但歧视仍然无处不在。最受不了一些执法人员看农民工的眼光，那是把我们当贼看！本来，我们是到城市挣饭吃的，城市的高楼大厦、豪华的装修，最脏最苦最累的活，哪个不是我们干的？就因为没有城市户口，有些人就不把我们当人看。城里出了治安案件，就怀疑我们。这跟“栽赃”有啥两样？我恨死了‘农民工’三个字！它让我们感受到的只是屈辱和不公。
　   我干了5年装修，后来学开车。去年，我托关系到一家省直单位开车，车牌是带“O”的那种，鸣起喇叭来、超起车来，旁若无人。但这只是暂时的感觉，多数时候还是不踏实。结婚3年多了，妻子在一家服装店当售货员。我们不敢要孩子，没有自己的房子，两人收入加起来才1500块，更主要的还是将来孩子上学麻烦。城里人择校借读，都要交6000元到1万元，我们没有城市户口怎么办？报纸上说，政府部门已经出台规定，要让打工者的子女能像城里孩子一样上学，可我们还没看到落实的影子。不过，我是想好了，这一辈子绝对不回农村去了。我不能让我的后代再像我这样。去年我已把父母接到西安，两人在一个单位做门卫，一个月450元钱。

    成功其表心如飘蓬

    刘 莉（西安市某五星级酒店大堂副理，31岁，洛南人）
    在这座城市，我们的酒店是品牌最亮的一个。服务员都亲切地称我“莉姐”，从同事到总经理，都对我很尊重。我与城市最富丽、最堂皇、最喧嚣的部位生活在一起，衣履不沾纤尘，接待各色人群。今天我的打扮、气质和风度，在任何人的眼里，已经不会与山村走出来的农村姑娘产生联系。生我养我的那个地方，就在这个城市400里之外，但我已经五六年没有回去了。许多初入城市的农村女孩，常常对我投来艳羡的眼神。一个初中毕业、没有多少文化的农村姑娘，经过十几年奋斗，能够跻身白领阶层，这是不多见的。我是一个成功者？有时我深信不疑，有时也恍如梦幻。
    说起来，我并没有想象的幸运。16岁那年，我来到一位干部子弟的家中当保姆。女主人是个特别难伺候的人，此前已换过6个保姆。16岁，对一个城市人家的女孩，还是个衣来伸手、饭来张口、撒娇使性的年龄，而我必须自食其力了。我永远忘不了踏进主人家的那一幕：女主人用打量物件的眼神审视我，我手足无措；换拖鞋的时候，我尽力拱起脚趾，不让她看见尼龙袜子顶端的小洞。那个2岁的小男孩特别喜欢我，我也任劳任怨，将每天须注意的每件事，都密密麻麻地记在小本上。他们家有很多藏书。晚上孩子睡觉后我贪婪地阅读。那么挑剔的女主人，在我当保姆的2年里，没对我说过“不”字，还把我的月工资从200元提高到300元。后来，主人把我介绍到这家酒店当服务员。我先后干过餐厅和客房的服务员，5年后成为领班，前年升任大堂副理。
    当服务员后，我愈发感到自己文化知识欠缺，在城市难以立足。我偷偷报了夜大，轮班的时候去听。一下班，再累再困也要保证读一个小时的书。电脑培训班、英语补习班都认真地上过。现在，办公自动化、基本的英语口语，我都熟练掌握。4年前，我拿到了大专文凭。有时我想，与其说知识改变命运，不如说环境改变人生。
    如今不是说“人造美女”越来越多吗，其实城市就是最好的整容师、最好的塑型师。做保姆我学会了适应环境，学会了耐心和在矛盾与差异中寻找平衡。刚进城时，城市是茫茫大海，我是一叶小舟，恐惧和恐慌包围着我；今天的我，已充满自信，酒店的多种管理岗位我也能够轻松胜任。我的户口迁入这个城市已有6年了，我用2000多元的月薪和按揭贷款，在城里中心地段购置了一套80平米的房子。对一个农村女孩子，城市的确充满了很多无奈，也有太多诱惑。一些农村女孩走向沉沦、自暴自弃，但我抱定一个信念，要用奋斗证明价值。我帮助过不少外出打工的女孩，替她们出个主意，接济一下。可我始终认为，脚下的路要靠自己走。
    你问我的婚姻？说心里话，那只是一个奢望。这些年，我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了工作和学习上，两次短暂的姻缘都错过。我已过三十，虽然容颜未老，但年龄相当的婚姻可遇不可求了。顺其自然吧，有几位香港和台湾的商人曾向我求婚，也有一个好的，但我下不了决心。望着城市迷人的霓虹，我不敢想太多的未来。我是一个外人眼里成功的打工妹，成功只是一个外表，而心如飘蓬之感是半夜醒来的痛。

    城市不是我们的

    王拉劳（农民，41岁，淳化人）
    看我这副样子，一脸的皱纹、两鬓斑白，是不是像50多岁的人了？其实，我才过了41岁生日。
    我算是老打工一族了。高中毕业后，接连复读了4年，依然没有考上，上大学的心就死了。我先是到城里一个公司的蔬菜基地打工，月工资不到60元，也就挣个吃饭钱。干了5个月，我就不干了。后来和别人一起到西安一个家劳务输出公司。那时高中生不是很多，也没找人托关系就录取了，我成了上海码头的一名装卸工，在那里干了5年半，有3个春节没回家过年。
    头年工资每月400元，后来涨到1200，办事处总是要提一部分管理费的。说实话，活是累一些，有时一天要干十几个小时，但当时的收入，还是不低的，与一般的公务员和教师比起来，也就差200来块钱。要是没有后来的事故，我肯定还会干下去。
    15年前的一个晚上，由于连续加班，身体有些受不住，脑袋犯困犯迷糊，一包钢铁铸件，正好砸到右脚脚面上。送到医院后，说是粉碎性骨折。动了手术，住了半个月院，花了4000多块，公司全包了，但也让我卷铺盖走人。干码头装卸工，脚是很重要的，我确实干不了了。所有的工伤补助，就是一张回家的硬座火车票。当时我跟所有农民工一样，没与码头签合同，只与劳务公司签了个协议。协议上明明白白写着，“个人原因出了工伤事故，公司不负担任何费用。”
　   半年多以后，我的脚伤才算痊愈，至今阴天下雨隐隐作痛。回想在上海打工的那段时间，真像梦一样遥远。说起来谁都不信，在上海那么长时间，繁华的南京路、五光十色的上海外滩，我压根儿就没去过。对上海的印象，就是一个大码头，全是集装箱和货物、沉闷的汽笛声。我得感谢上海，在上海打工的收入，去掉吃穿用，净落下3万。这些钱，变成了我住的４间砖瓦房和结婚的全部家具。我们这些打工的农民或早或晚还是要回到农村的，城市再好也没有我们的家。就我个人而言，26岁结婚，算是晚的了。没有人会考虑农民工的两地分居，而农民工两口子同时外出打工，年轻未婚时还可以，结了婚、有了孩子就不现实了。要工作、要租房、要养孩子，负担不了。像码头装卸工这种工作，长年不回家，夫妻两人都受不了，那种思念和牵挂很痛苦。
　   在外打工，纯粹是拼体力，也就是干个年轻，到不了40岁，人就不行了。我们把最好的体力、最好的年华都给了老板、给了城市，农民工只有干活的份，不敢生病，不能有任何奢求。城市不是我们的，即使打工几十年，还是要回家，这就是宿命。现在回到了农村，还是一个打工者。我们是山区，老婆种2亩果园，一年收入3000多，一亩半地粮食够自己吃。回乡后，我又到邻县一个私营厂打过工，工资低，只有300块，还常常拖欠。我如今主要是干建筑，打短工，虽不太稳定，但干一天就能拿到20元到50元的现钱。一年到头，最长干9个月，能纯收入5000多。在我们村，日子算过不错的。捎带收点破烂，赶集卖点水果、饮料和零吃能捣腾个两三千。两个女儿学习都拔尖，这是我最大的欣慰。我想，她们两个中的一个，一定要到大城市去读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