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行改革开放，把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这里面包含着一个重大的前提判断：战争至少在可预见的将来打不起来，和平与发展已成为时代的主题。正是由于认识到了这一巨大变化，长期困扰我们的国内发展难题、国际争端，才有了切合实际的解决思路。
上世纪80年代初，小平同志见外宾时说，世界面临两大问题，一是和平，二是发展，这两大问题一个也没解决。小平同志的话听起来像大实话。但这话在我们长期搞外交、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听来可就不那么简单了。我们过去相信的是战争与革命，很长时间以来我们坚持的是列宁在1916年、1917年提出的看法。当时，列宁所处的时代是帝国主义战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他的提法对不对？回过头来看，历史证明他的提法仍是对的。列宁的论断也为中国革命奠定了理论基础。但是时代问题跟世间一切事物一样，不是一成不变的，小平同志首先看到了这个变化。
1965年9月29日，陈毅副总理兼外交部长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当时驻中国的几十个外国记者全去了。有记者问到关于战争的问题，陈老总激动起来，说你们都来吧！苏联人从北边来，印度人从西边来，美国人和蒋介石从南边来，我等你们来等得头发白了。当时就是这样的气壮山河。60年代、70年代，毛主席见外宾时说，山雨欲来风满楼。什么山雨？大战要大爆发了。再往后，毛主席对外宾讲得更激动了，说现在燕子已经低飞了。大家知道暴风雨来临之前，燕子低飞，这是一种自然现象。暴风雨就要来临，就是世界大战就要来临了。
现在回过头看，毛主席对于形势的判断过于严峻，但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看的话，也并非完全是空穴来风。大家知道，我们跟苏联人闹翻之后，1969年3月份在珍宝岛打了一小仗，规模虽很有限，但举世震惊。然后5月到7月，在新疆跟苏联人又有一点小小的冲突。当时苏联领导层有一种想法，说中国这个国家不小，是共产党领导，但是这个共产党不听话，又有一点核武器，还有卫星，很厉害，于是他们想对中国来一次外科手术式的打击。
1969年9月3日，胡志明去世。9月8日，李先念副总理率党政代表团到河内参加葬礼。当时苏联派了柯西金去。我国代表团有一条指令：见苏联人不讲话。李先念看见柯西金也不说话，好像不认识似的。柯西金这个时候到河内去，他是带着一条信息去的，他想在回国途中在北京机场会见周恩来总理。他通过越南的同志把这个消息传过来，告诉先念同志，先念同志向总理报告了这件事。我们告诉越南的同志，同意见面。越南的同志再告诉苏联人的时候，柯西金的飞机已经飞回到苏联境内了，柯西金在飞机上接到这个信息后，调转机头就飞向了北京，这就是著名的1969年9月11日中苏两国总理在北京首都机场的会谈。
中苏两国总理的会晤，使美国人非常紧张，原来两家吵得那么厉害，都动起手来了，怎么又谈起来了？美国千方百计想打听中苏到底谈了什么，当时唯一的渠道就是华沙两国大使会谈。据说，美国给他们的驻波兰大使斯托塞尔发了一个指令，一定要追着中国人，哪怕追到厕所里去，也得把关系接上。后来，1969年12月3日晚间，南斯拉夫驻波兰大使馆在地处华沙马尔沙科夫斯卡大街的华沙文化科学宫举行时装展览会的时候，美国大使追着我们的一个翻译说，美国想要改善跟中国的关系。就这样，中美关系才凸显出来。
当时对战争形势的估计确实是非常严峻的，所以才有了毛主席的九字方针：“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就会知道，这九个字使全中国地动山摇，全国到处都在挖洞。
1978年，三中全会决定把中心工作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这里面包含一个判断，战争至少在可预见的将来打不起来。如果明年就要打仗了，还会是这个方针吗？当然不会。我们改革开放之后，首先发展的是沿海。而沿海地区原来是一线阵地，过去是不发展的，现在变了，根据是什么？时代变了。
中国的大发展是在小平同志南方谈话之后，没有南方谈话，可能中国今天就不是这个样子。1989年以后，中国处在一个十字路口。国内的报纸有这样的提法：三资企业是资本主义复辟的土壤。那样的话，得出的结论是非常清楚的。1992年小平同志南方谈话时，国际上是什么样的形势？东欧剧变了，苏联解体了。资本主义西方世界大举进攻，传统的对应措施就是国门关起来，坚守阵地。可是小平南方谈话这么说，胆子再大一点，步子再快一点。中国的大门不仅没有关上，反而比过去开得更大了。南方谈话到现在十五六年过去了，中国的大发展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这就证明了小平同志的判断是一个了不起的决策，根据是什么？时代变了。
时代变了，我们解决国际争端的思路就要变。在这方面，小平同志给我们做出了榜样。1984年10月22日，小平同志在中顾委第三次全会上，发表了一篇谈话：解决国际争端，要根据新情况、新问题，提出新办法。小平同志讲的三个“新”都有很具体的内容。第一个“新”是新情况。最大的新情况是时代变了。第二个“新”是新问题，香港、澳门回归问题。1984年距离1997年、1999年相当近了。第三个“新”是新办法，一国两制。今天提“一国两制”觉得很自然，可是在1984年，摆在中国人面前的选择不只是“一国两制”。当时在外交部议论这个事，有的说我们只要把香港、澳门的淡水给断了，就能回归。就在这个时候，小平同志讲了几句话，外交部的同志听了之后觉得非常深刻。小平同志说，回归的香港、澳门，应该是保持繁荣稳定的香港、澳门，而不是贫困动荡的香港、澳门。这话讲得多好，让香港、澳门回来还不容易吗？可是如果香港、澳门回来后，外资撤走了，老百姓生活下降了，天天游行示威，中央得有多少钱往里面贴呀？这要的回归有什么意义？
还是在这一篇讲话中，小平同志讲到了南海诸岛的问题。对于南海争端，小平同志提出八个字：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可不要小看这八个字，人类历史上为主权领土争端而打的仗不计其数。一块地方你说是你的，我说是我的，怎么办？打！谁打赢是谁的！人类历史上几千年不都是这么过的吗？现在小平同志考虑到中华民族根本利益，考虑到时代变化，提出搁置争议。不就是下面有资源嘛，可以一起投资开发，开发出来后按比例分成，这样就把问题给化解了。随着时代的变化，解决国际争端的思路要变了，小平同志在这方面给我们处理国际问题指明了一个方向。我们现在的中央在处理国际问题上，跟小平的这个思路是一脉相承的。 (吴建民)
邓小平9上《时代》周刊封面
初上《时代》，美国人下注邓小平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1月19日，邓小平的硕大头像首次出现在《时代》周刊的封面上，但色调极为暗淡、阴郁。封面左下角注明：“周恩来的继承人：邓小平”，右上角的醒目标题则是《中国：朋友还是敌人？》。
这一期《时代》用两页介绍周恩来，却用四页介绍邓小平。这一喧宾夺主的安排，显示了美国人对未来的忧虑。
不过，美国人很快就发现，讲话一针见血、从来不兜圈子的邓小平，甚至比周恩来还更好打交道。他直接了当地说他不担心美国的威胁，担心的是苏联。所以，虽然1976年初谁将主持未来的中国还看不清楚，但《时代》把赌注现在邓小平身上。
二上《时代》，经济改革是关键
果然，1978年，复出后的邓小平准备和美国打交道，于是中美关系迅速正常化。
1978年，12月25日，邓小平的头像再次出现在《时代》周刊的封面上，上面写着：与中国打交道，与以色列免谈。显然这时美国已开始信任并欣赏这位新的领导者了。
当年，邓小平被评为《时代》周刊的年度风云人物，是因为他在国内开始的经济改革。他甚至说，中国在国际上不重要。因为中国还非常穷，能量有限。对抗苏联，要靠美国。但中国不是毫无影响。中国愿意通过和美国的合作，要来技术和资金。
三上《时代》，中美关系正常化
1978年7月5日，中美建交谈判开始，谈判进行的非常艰苦。为促进美国最后下决心，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友人时发出信号：“访日是我多年的愿望，不过，还有一个愿望就是到华盛顿去……完成中美关系正常化这件事，我就可以去见马克思了。”
12月初，鉴于美方立场有较大调整，邓小平决定接见美方谈判代表德科克。卡特总统立刻意识到“已经到了对与中国建交作出最终决策的时候了”。大喜之余，卡特郑重地邀请邓小平于1979年1月访美。1979年1月1日，中美正式建交。
1979年1月1日，邓小平的头像再次被赫然印在《时代》周刊封面上。标题写着：《邓小平，中国新时代的形象》。随后，刚过了一个月，邓小平的头像再次出现在《时代》周刊封面上，题目是《邓来了》。邓小平访美，在美国掀起了“中国热”。
《时代》编辑部的争论
1986年1月6日，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的照片再次出现在美国《时代》周刊该年度首期的封面上，这是该周刊第二次把他评选为“年度风云人物”。
当然，作出这种决定需要很大的勇气。当时，被提出来的候选人物有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南非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黑人主教图图，南非黑人领袖曼德拉，以及美国总统里根。但这些人物都没有得到普遍支持。这时，周刊主席驻外记者邓肯刚从北京回来，大力举荐邓小平，谈了四个方面的理由，1.邓小平推行的改革开放政策，在中国深得人心，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生活因此得到改善。2.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生活的改善，有助于保持世界局势的平稳。3.中国经济政策的彻底转变，如果确实有效，将意味着对苏联模式的共产主义提出了另一种选择。4.这个转变，无论在正面还是在反面，都将影响这世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
邓肯所举的事实，一下子就说服了犹豫不决的高级编辑们。他们通过投票，选择邓小平为1985年“年度风云人物”。
美国人对邓小平的敬意
1997年3月3日，邓小平头像第八次登上了《时代》周刊封面。这位东方巨人在《时代》周刊经历了“怀疑——认同——敬佩——期盼”的过程。美国人在缅怀这位巨人的离去时，也对未来的中国投注了另一份期盼，《时代》写下这样一个标题：《下一个中国：邓的继任者能否把中国变成一个为世界所接受或喜欢的超级大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