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0月25日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61年纪念日，我们特此专访了原中国人民志愿军谈判代表团随员程正良同志。抚今追昔，他感慨万千地告诉我们在那场刻骨铭心的伟大战争中，有太多太多的中华儿女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牺牲在朝鲜的土地上，而正是他们冲锋陷阵、英勇牺牲，保卫了刚刚诞生的新中国的安宁。
    下面让我们侧耳聆听程正良说给我们那段鲜为人知的停战前的故事。
                         ——题记

（一）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同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肩负国际主义义务出兵朝鲜，并与朝鲜人民军并肩战斗，经过五次艰苦卓绝的反击战，到1951年6月消灭敌人23万，其中美军11．5万余人，把敌人从鸭绿江边赶回到他发动战争的三八线附近。
    中朝军队的节节胜利，打击了美国统治集团中那些主张把战火扩大到中国去的主战派的嚣张气焰。美国内部、美国和其盟国之间的矛盾加剧。从双方军事力量对比看，美李军已无能力再次突破三八线向北进犯；从美国霸权的全球战略看，当时其战略重点是在欧洲而不是在亚洲，因而也不愿在东北亚地区打一场旷日持久的消耗战。权衡利弊，美国杜鲁门政府迫不得已，只好调整对朝鲜战争的政策。
    1957年4月11日杜鲁门发布命令，免去了主战派军事头目麦克阿瑟所担任的驻日盟军总司令、联合国军总司令、远东美军总司令、远东美军陆军司令的职务。5月中，杜鲁门又委派美国国务院的苏联问题专家乔治·凯南出面进行外交斡旋，谋求与中朝方面进行停战谈判。
（二）
    1951年6月3日，金日成到达北京，同毛主席、周总理等中国领导人。深入地讨论了战局的发展与进一步作战的准备，也谈到了谈判问题，决定由金日成、高岗二人前往莫斯科与苏联方面商谈。此后，谈判问题开始按预定的安排运转起来。
    凯南寻求和谈的试探得到了苏、中、朝方面的正面回应，和谈的路终于走通了。6月30日接替麦克阿瑟职务的李奇微遵循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给他的指示，通过广播电台发布声明称：“本人以联合国军总司令的资格，奉命与贵军谈判……以停止朝鲜的一切敌对行为及武装行动……。”7月1日，金日成、彭德怀发出答复电称：“我们同意为举行关于停止军事行动和建立和平的谈判而和你的代表会晤。会晤地点，我们建议在三八线上的开城地区……”。
    国内，周总理密切注视着各方的反应，考虑停战谈判领导班子人选，提名由外交部常务副部长兼军委总情报部部长的李克农担任谈判第一线总指挥，提名当时任外交部政策委员会副主任兼国际新闻局局长的乔冠华作助手。决定后，毛主席专门接见了他们，同他们进行了长时间谈话，并要求立即组织一个工作班子，这个班子主要由外交部、新华社、中央机要局等部门和军队各总部紧急调集适合的干部组成。李克农要求驻朝鲜使馆的柴成文参加，并请志愿军也派一个参谋班子前往开城。我作为工作人员有幸调进中国人民志愿军谈判代表团工作，亲身经历了板门店谈判部分过程。
    7月5日李克农的谈判班子共20余人从北京启程赴朝，7月5日晚到达安东。7月6日晨抵达平壤东北约15公里的根地里，这是金日成新设的作战指挥所。当天上午，金日成接见了李克农、乔冠华，并就有关问题进行交谈。志愿军代表团的驻地就选在最初的停战谈判地点来凤庄西南约二公里，位于三八线上松岳山南麓的一个庄园别墅内(笔者在此工作了六个年头)。
    按照中朝两党中央的协议，朝鲜停战谈判的第一线由李克农主持、乔冠华协助，因为他们二人对外不露面，出于安全保密的考虑，按照中国军队战时的习惯，给代表团和李、乔规定了代号，称代表团为”工作队”，称李克农为“李队长”，称乔冠华为“指导员”。
（三）
    7月10日上午10时，双方代表团在开城市的来凤庄正式举行了首次谈判。我方被称为“朝中人民军队代表团”，首席代表是人民军总参谋长南日大将，代表有四名；对方叫“联合国军代表团”，首席代表为美方远东海军司令特纳·乔埃海军中将，代表有四名。
    在第一次会议上，我方提出停战谈判三项建议：①双方同时下令停止一切军事行动；②确定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双方武装部队同时撤离三八线10公里，在一定时限内完成，同时立即交换战俘的商谈；③应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撤退一切外国军队。美军提出了九点建议，却避而不谈撤军问题，提出种种不合理的条件和要求，企图在谈判桌上谋求在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在分界线问题上，美军提出的方案把分界线划到平壤、元山以北(实际上双方部队都在三八线附近)，按美军的方案，要我方军队得撤退几百里。看到美军方案，我方代表的脸都气黄了，简直太无道理！美方的理由是：这次作战，朝中方只有一军陆军，联合国军是三军陆、海、空军，海军把朝鲜全部海面都控制了；空军把朝鲜全部领空都控制了；停战时必须把双方实力体现出来；美方的海空优势必须在地面得到补偿。实际上是要朝中部队从停战线撤退，给美军12000平方公里土地。朝中方认为，敌人在战场上得不到的，也休想在谈判桌上得到。我方马上把美军顶了回去：我方只有一军就把你方打到这般情景，我方若是三军作战，你方早就完了。敌人为了给谈判施加压力，8月18日发动了“夏季攻势”，李奇微叫嚣：“用我联合国军的威力，可以打到联合国军代表团所要求的分界线的位置”。中朝军队胜利地粉碎了敌人的夏季攻击，歼敌7.8万人。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说：“这次的攻势是没有选好时机，没选好地点，没选好敌人的败仗。”
    谈判期间，敌人不断在谈判区内制造违犯协议的事件，8月19日敌人在中立区内枪杀了中朝方面军事警察姚庆祥排长，8月22日派出飞机轰了中朝代表团驻地，投下4枚汽油弹、12枚杀伤弹，迫使谈判中断。
    9月29日，敌人又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秋季攻势”，妄图夺取开城。我47军、64军顽强抗击，在20天的战斗中毙伤敌人2．2万人，敌人失败告终。当时布莱德雷讽刺李奇微：按照这样的进攻速度，要打到鸭江也得20年。迫于各方面的压力，逼得美军在中断了63天的谈判后，于10月25日恢复谈判。经协议，停战会议地区的中立范围扩大成为我方占据的开城和敌方占据的汶山，会场从开城市来凤庄迁移至开城和汶山之间的一个过路的车马店——板门店进行。在恢复的会议上，我方提出：“就地停战”——谁占领的地方就是谁的，部队在哪就在哪停下来，在中间划条线，各后退2公，形成非军事区。美军仍然反对，又提出把开城划入他的占领区。为了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彭总决定以五个师各一部分向敌人营以下防守的26个阵地发起攻击。经过争夺，我方占领了敌人的9个阵地。最后，敌人被迫同意我方提出的方案，于11月27日达成了军事分界线协议。
    随后双方又接着谈监督问题和战俘交换问题，战俘遣返问题谈的时间最长，从1951年12月11日开始，一直谈到1953年7月27日结束，前后近20个月。1952年5月9日，发生了巨济岛战俘营中的朝中被俘人员扣留美方战俘营营长杜德事件。这是美国侵略者惨无人道的战俘政策的恶果。我方对此提出严正抗议，搞得美方代表狼狈不堪，使会谈中断六个月之久。
    1952年10月12日，敌人又发动了金化战役(即上甘岭战役)，敌人进攻上甘岭，用的炮弹、炸弹，超过了二次世界大战激烈战役的密度。我军依托坑道跟敌人反复争夺，激战43天，歼敌2．5万多人，牢固地守卫着每一个阵地。这场美第八军军长范弗里特吹嘘的“一年来最猛烈的攻势”，最后以我军的胜利告终。
（四）
    美军在正面战场上已穷途末路，又想搞第二次仁川登陆。中朝军队全力动员，积极在三八线各阵地深挖战壕和防空洞，严阵以待，各部队轮番作战，兵力雄厚，准备消灭登陆的敌人。美军一看，占不到便宜，不敢搞第二次仁川登陆。美方内部也有矛盾，英国出兵三个旅，仅次于美国，但在谈判代表团没有代表，也经受不起消耗，给美国施加压力，使美国内外交困，欲打力不从心，欲和于心不甘。这时艾森豪威尔为竞选美国总统，许下设法结束朝鲜战争的诺言，但在当选后，他又立即放下了手中的橄榄枝。面对美国蛮横无理的主张，毛主席于1953年2月7日针锋相对指出：“那么好吧，就打下去，美帝国主义愿意打多少年，我们也就准备跟他打多少年，一直打到美帝国主义愿意罢手的时候为止，一直打到中朝人民完全胜利的时候为止”。这期间，我方军队连续出击，歼敌3万多人，使艾森豪威尔陷入了无可奈何的境地，又不得不回过头来谈判，派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致函金日成、彭德怀，建议首先遣返病伤战俘，使中断了六个月之后的谈判又恢复了。
    在这种形势下，原本估计在6月份可以签订停战协定，彭总也已乘坐北京至平壤的国际列车，准备在停战协议上签字。但是，李承晚跳了出来，主张单独北伐，进军鸭绿江，扬言“你们不干，我干！”，这样，要签字的停战协定，只好推迟了。彭总在列车上火速向毛主席建议：我们是不能让步的。美国、英国、法国已经感到这个战争不能拖下去了，现在就是伪军在蛮干。要捏紧拳头，狠揍李承晚军，把他彻底打垮，停战签字后就可能比较稳定。毛主席同意了彭总的建议，决定实施金城战役。
    1953年7月13日夜，金城战役打响，我军在敌人四个师22公里宽的防御正面上展开猛攻，一小时后全线突破，活捉伪军首都师副师长林溢淳，击毙敌白虎团团长和一名美军顾问，突入敌防御纵深15公里，共毙、伤、俘敌 7.8万余人，打出了我军的威风。自从1951年 11月27日双方划定军事分界线以来，我方阵地向南推进了332．6平方公里。在我方军队的严惩下，美方代表哈里逊作了保证，外国“将不以任何方式阻挠停火的实现”、“不再允许扣留战俘……”。
 （五）
    经过两年零十七天谈谈打打、打打谈谈的艰苦斗争，终于在1953年7月27日迎来了朝鲜停战协定签字的时刻。在板门店，双方首席代表南日和哈里逊在九份朝、中、英三种文字的停战协定文本上签字，接着，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日成、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分别在平壤、开城签字，联合国军司令克拉克在美军汶山前进基地以完全不同的心情在停战协定上签上了他的名字。他感叹地说：“我执行政府指示，我获得了一个不值得羡慕的名声，我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在没有取得胜利的停战协定上签字的司令官”。
    （程正良，1934年1月9日生于湖南华容县，原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谈判代表团随员，1957年2月，离开朝鲜奉调回国，1994年从中国电子物资西北公司党委书记岗位上离休。）
            本报记者 李赞 沈力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