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忠华
摄制组成员在《紫陀螺》拍摄现场

张忠华拍摄的部分儿童电影
核心提示
在中国儿童电影观众、票房日渐式微的大背景下,张忠华的“在五彩斑斓的梦幻中体验人类童年的生命印迹”儿童电影理念像一支强心剂,让这个领域重新表现出活力。这个屡获大奖的陕西人还有一个更大的梦想,那就是打造中国儿童电影品牌,让自己的母校西北大学成为中国儿童影视文化的亮点——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每个人都有追求梦想的权利,儿童时代的我们都有一个美好的梦想,我们也曾为这个梦想不懈努力过。中国儿童电影的现状让我看到了机遇,一定要把中国的儿童电影做成品牌。”第十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国际学生”竞赛单元“最佳创意奖”作品《火箭鹌鹑》的导演张忠华说。
为了那些锲而不舍的追梦人
今年6月,第十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未来电影新势力——国际学生短片展评”颁奖会上,西北大学的学生作品《火箭鹌鹑》从来自11个国家和地区的400多部作品中脱颖而出,获得“最佳创意奖”,成为该单元唯一获奖的中国导演。“太意外了!”回忆起当时的获奖感受,张忠华仍然难以掩饰内心的兴奋。这部投资1000元、用“小米加步枪”的装备拍摄的短片击败了美国南加州大学、韩国中央大学、北京电影学院等世界名校的学生作品,其中不乏投资80万元的胶片电影。
这部超小成本影片究竟靠什么博得了这么多评委的支持?“创意,一个好故事。”张忠华认为。获奖当时,张忠华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看过其他短片,北京电影学院学生的短片拍摄得很细腻,录音和胶片效果都非常好,但是他们在创意上没有超越。美国获奖的电影明显充斥着好莱坞风格,善于把握人的情绪,据说制作成本折合人民币80万元,相当于我们这里的一部数字电影。他们都是用胶片完成的,在这方面我们望尘莫及。除了故事和创意,我觉得其他方面《火箭鹌鹑》是无法比的。”《火箭鹌鹑》讲述了一个乡村小男孩炮轮追逐飞翔梦想的经历。炮轮有个梦想,就是像天上的鸟儿一样自由自在地飞翔。于是,他将自己的住处像鸟巢一样筑在自家门口的老槐树上,专心完成自己的飞行梦想。他制造了一个又一个飞行器,用两个簸箕当翅膀,用雨伞当降落伞,从高高的沙丘上向下跳……然而他总是失败,自己被摔得遍体鳞伤;老师认为他“不务正业”、小伙伴们说他是一只想飞的鹌鹑,甚至说他是神经病,而炮轮没在意。
为防止摔伤,他发明了一个多功能头盔,可飞行器最终还是没能飞起来。炮轮失望极了,他将飞行器扔进了河里,然而就当所有人认为炮轮的飞行梦破灭了的时候,从北京传来消息,在手工艺制作大赛中,炮轮发明的头盔得了大奖,他可以坐飞机去北京领奖,炮轮的飞行梦也实现了。“我拍这个片子主要目的是为了鼓励那些锲而不舍的追梦人。我相信,只要你为梦想而奋斗,哪怕没有达到你预想的效果,老天也会给你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
而正如张忠华所言:“就像所有的追梦人一样,炮轮身上也有我自己的影子,《火箭鹌鹑》实际上是对我人生一个阶段的总结和思考。”
“我应该拍我熟悉的东西”
今年24岁的张忠华出生在西安市临潼区雨金镇一个农民家庭。小时候,父母在外忙生意,他和奶奶待在家里,奶奶对他的管教原则是“吃得饱穿得暖,其他啥事也不管”。他说,那时候的他只知道快乐!
和大多数男孩不同,张忠华不喜欢书本、不喜欢
学习,唯独迷上了相声、丑角、秦腔和当地老百姓口中流传的小曲,没事儿自己一个人哼哼着“月亮爷,丈丈高,骑白马,拿大刀……”父母给的零花钱,一毛两毛的,全被他攒起来买了磁带,没事听听或者说给别人听。上高中时,他的磁带已经装了满满两大箱。这些儿时的积淀成了他后来创作的素材。
上高二那年,家里新买的一台DV机吸引了张忠华。他像着了魔一样捣腾着这个新奇的玩意儿,全英文平台愣是被他玩得闭着眼睛都能操作。那年暑假,他和5个同学拍摄了自己的DV处女作《我的暑假》。
那是一次最原始的尝试。“没剧本,看电视剧里用音乐来烘托气氛,但不知道是怎么做出来的,就找来一个同学坐在旁边现弹现录。”
但那次拍摄却萌生了张忠华强烈的创作欲望。高中毕业那年,他在班里扬言:“我在大学里一定会出名。”同学们并没在意,但他早已有了自己的打算。
他在博客里写道:“我喜欢规划人生路子,当然每一天根据实际可不停的修正,但主体方向不变,修正只能是挑选最实际最近的路子前行。时日一长,一年规划到五年,从五年规划到十年,从十年到一生。可以说我已经了解自己在何年月达到某种程度,当然细节的故事我不能断定,起码我有预测。”
2003年,张忠华考入西北大学艺术学院装潢专业。入学没几个月,便开始拍DV。当时,DV刚刚在高校学生中时兴。很快,他找到了几个志同道合者。
那时的他们,简直就是“三无”:没经验、没时间、没经费。几个DV爱好者用从父母给的生活费里省出来的拍摄经费,一点一点地摸索拍摄、剪辑等经验,结果,还真整出了点名堂。“可以说,我是在大学里拍摄影片最多的大学生。”到今年7月毕业,张忠华在大学里拍摄的影片已有20多部。他们形成了固定的导演、摄像、剪辑“铁三角”,成立了同慧影视工作室。张忠华哭着鼻子恳求父母担保在银行贷款4万元买来新的拍摄设备。不理解却又不想阻止儿子闯荡的父母坚持认为,“家里的DV把娃给害了”。
后来,张忠华在儿童电影上的成功改变了父母的看法。“我是个幽默的人,有喜剧天分的人。”张忠华的创作集中为喜剧。不过,从《爱的动力》、《神探李宁》、《别把春天做了梦》,他像其他的大学生影视创作者一样,拍摄题材多为校园三角关系。张忠华在学校里小有名气,但离他的梦想还差得很远。
2005年,他们拍摄了儿童片《霸王年代》。那部影片第一次和北京电影学院等专业队伍比赛,在第十二届北京大学生电影节获(学生单元)“最佳长篇奖”。“我应该拍我熟悉的东西。”此片的成功刺激了张忠华的创作灵感,而最熟悉、最让他难忘的无疑是那段只有快乐、无忧无虑的童年时代。
他在博客里记录了童年经历的那段收麦子的季节——黄昏是最幸福的时候,一家人啃着馒头就着咸菜疙瘩,聚集在地头有说有笑,我还能再得到九毛钱,跑到公路上的商店买来一瓶当时很流行的“草莓香槟”喝,我不会把它一口气喝完,总是喝一点,然后装满水,再喝一点。我的香槟总能喝很长时间,当时在孩子群里算是一个让人羡慕的秘诀。而这样的生活,能持续一个多星期,直到把麦子收割完。
童年,已经成为记忆中的一种美丽。
儿童演给所有人看的片子
“实德婆,圆圆妈,没有老婆没有爸,三个孤儿没人要,娃娃生下要守寡,打上补丁没人爱,鼻流黄河最邋遢……”
在影片《霸王年代》里,张忠华用朴素的关中方言展现了那种孩童时代的纯真和美丽。奇建和哥哥弟弟生活在祖父两辈都失去支撑的家庭里
,由于这种特殊的家庭环境,他们曾受坏孩子的欺负。在那个纯真、无所顾忌的年龄段,他们用打架、游戏战胜对手,维护自己的尊严。“别以为你有个三蛋哥,我就害怕你!”“兄弟们,上——!”
……“哥——”“你看人家四蛋吃鸡腿弄啥呢?”“你如果想吃的话,兄弟就会给你想办法!”
……
张忠华用孩子们最朴实的语言讲述他们之间的快乐、烦恼、恩恩怨怨。影片似乎诉说着很多相似的童年:小时候,我们身边总有一些狂妄的人,他们的狂妄不是他们的本性,而是他们的确无知;小时候,我们所有的快乐似乎都聚集在一颗小小的弹球里;假如知道自己朋友的价值,你就知道如何保护自己的朋友……“儿童电影应该重教育,而不是说教,现在的人聪明,可不敢说教!”张忠华说。而这正是中国儿童电影的问题所在。
在很多人看来,张忠华啃的无疑是一块冷冰冰的馒头。当今,中国的儿童电影已经没了市场。据有关部门统计,2006年,中国审查通过的儿童故事片有28部,占全国故事片330部总量的8.5%。有人说,如果按照上世纪80年代下达的每年生产12部儿童片的指标,已经超额完成。
但这仅仅是一个表面现象。更严峻的是,中国的儿童电影已经没了观众、没了票房。
上海一所中学在对1050名在校高中生、职高生、初中生和小学生的调查发现,在孩子们熟知的影片中,《哈利波特》高居榜首,《闪闪的红星》也占据重要地位,而近些年生产的国产儿童电影显得无足轻重。
中国儿童电影的票房收入被卷走了。有统计显示,《哈利波特》票房收入6200多万元,《海底总动员》票房收入3000多万元;而相比国外而言,中国有3.6亿少年儿童,这是一个巨大的市场,而国产儿童电影,成本多在二三百万,但票房收入却少得可怜,仅为二三十万元。
究竟是什么原因呢?“主要是我们的传统观念和创作观念出了问题。我们长久以来的观念总是希望把道德说教融到其中,使儿童的东西成人化、复杂化,这实际上是很难令孩子接受的。”作家关山在接受媒体记者采访时说。
也有人认为,中国人对儿童片电影观有误解。“儿童片不是‘教育’儿童的工具,而是成人世界永葆童真的心灵乐园,把儿童片定位为‘为小孩子拍的小片子’无疑是对儿童电影的误读、误解。真正的儿童片应该使成年人和孩子一起,在五彩斑斓的梦幻中体验人类童年的生命印迹。”
“儿童电影应该是儿童视角来看这个世界,是儿童演给所有人看的片子。”张忠华说,“孩子们有自己的语言和思维方式,和成人是不一样的,很单纯、很自然。”
张忠华说:“我喜欢好莱坞的动画片,小时候它带给我的是美丽的童话,而现在它带给我的是机遇。”
张忠华继《霸王年代》后的又一部儿童片《紫陀螺》荣获首届成都大学生电影节“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男主角”三项大奖;中国共青团“五个一工程”优秀电影奖;中国共青团“五个一工程”优秀文化新人提名奖;同时,入选香港第五届全球华语学生影视奖。
这些鼓励和认同让张忠华坚定了走下去的信心。
“儿童文化是归属人类淳朴文明重要的一部分,但是面对多元发展的当今世界,外界因素不断的干预,儿童文化急需过滤外界因素,然后再创作。文化永远是不会出现垄断主义,但是渗透人心非常之快。我们需要与时俱进将它再加工,而且要形成规模。中国儿童电影严肃的问题已经摆出来了!”张忠华说。
大山里的一次拍摄历练
张忠华的这条电影路走得并不是一帆风顺。
2005年暑假,张忠华开拍下一部片子《山壳小谣》。那是一部讲述山里孩子想走出大山,城里的人想走进大山、融入大山的故事。他将拍摄地点选在了西安市临潼区穆寨乡一所位于深山里的村子。
7月的一天,他带着剧组40多人向大山里“进军”,当地村民得知大学生来山里拍电影,就帮着用三轮车一车一车地往山里拉东西。那是张忠华拍片以外,剧组规模、声势最大的一次。他说:“得奖后,人有点飘了!有些盲目了,总想着做得大点。”
剧组的40多人在拍摄地一所希望小学里安营扎寨。桌子当床板,床板不够,山外的中学把学校里的床板给他们搬了上来。几十号人靠方便面和村民们给做的简单的饭菜充饥。那些日子,山外干旱异常,但山里整天阴雨绵绵,床板潮湿,城里来的女演员满身长疹子。
匮乏的物质条件远不能比人心的涣散来得更猛烈。拍摄一周后,张忠华的合作导演撂挑子了。
《霸王年代》获奖后,西安大学生影视圈很多人找张忠华合作,其中不乏几个“科班”出身的学生导演。为了学习的态度,他选择了西安一院校的专业学生导演李正(化名)合作。
李正在剧组担任导演兼一号摄像师。来之前,张忠华听说此人“很牛”,拍过很多片子,但却没想到,此人给他挖了很大一个坑。
双方合作出现问题,李正要带着他的5个人下山。这种变动对剧组的打击无疑是巨大的。
临走前,李正在告别会上忽然给了张忠华一个下马威。
“你知道这部电影有多少个场次多少个镜头吗?”李正问张忠华。“?……”
虽然拍了十多部片子了,但这个专业问题,张忠华确实不清楚。他有些难堪,但他并没有拦李正。“我们自己干,不管有多困难,也要拍完!”
可是,后来遇到的一个又一个问题让张忠华难以想象。张忠华介绍说:“可能所有导演遇到的问题我都遇到了!女演员掉进不深的枯井里,幸好没有大碍;小演员太调皮,睡觉不老实,床板的钉子扎进了脚里,家长们要将小演员带回家;男一号,10岁的小演员半夜睡醒突然想回家,翻墙‘逃走’了,大半夜,我们拿着手电筒、举着火把,漫山遍野地寻找……我觉得我不是在拍电影,忙着处理这些问题了。”
他知道,再困难也得坚持拍下去,不能让别人看笑话。剧组里的几个伙伴的支持给了他信心。
在剧组里,要干啥大家二话不说,立马就干。山里没有电源,几个人就抬着百十公斤重的电瓶到山顶上拍戏。拍夜戏,光线不好,大家举着火把……“这个团队太团结了,经历了这么多,我们的心都拧在了一块儿。”张忠华十分感慨地说。二十多天后,《山壳小谣》杀青。张忠华说,如果《山壳小谣》坚持不下来,也不会有他今天的成绩。
让西大成为儿童影视文化亮点
今年7月,张忠华大学毕业后在西北大学艺术学院当了一名教师。学院给他的任务就是,带着学校里一批爱好影视创作的学生拍电影。前不久,他和几个朋友筹资20万元注册的影视公司成立。张忠华的电影之路正在步入正轨。
《火箭鹌鹑》获奖后,
赴上海领奖的张忠华遭遇十七八家影视公司“围攻”。张忠华解释说:“我的故事和影片的味道受到了欢迎。”
最终,他和北京一家影视公司签约。该公司投资数百万元,欲将《火箭鹌鹑》搬上银幕。第一次花这么多钱拍一部长达90分钟的电影,张忠华感到压力很大。
“剧本已经改第六遍了,如果不满意,再改,直到满意为止。”张忠华显得很执著。
张忠华说,他将出任该剧的编剧和导演。一部商业化运作的儿童片,改编后的《火箭鹌鹑》会不会遭遇和其他国产儿童片一样的命运?
其实,DV的出现让影视创作成为大学里年轻人的一种流行,他们像张忠华一样执著地搞创作。但是,他们中的很多人有一个共同的毛病,就像张忠华所看到的那样:“很多人过于追求自我表达意识,总是强调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拍的东西要么是清一色的校园剧,这些东西都拍烂了,要么弄些前卫的东西,去参赛拿奖。或许,有获奖的概率,但得奖只能说明赢得机会,可是真正的机会是观众看了后的掌声。”
不过,张忠华对自己的影片是否能赢得票房似乎并不担忧。
“我的影片是有观众的。”他说。当初,《火箭鹌鹑》在陕西电视台播出后,获得了极高的收视率。一次,张忠华回家,看见村里两三个小男孩披着簸箕从小土台子上往下跳,旁边一个六十多岁的大爷看见后乐了——他并不知道电影就是张忠华拍的——连忙说,“跟电视里的娃娃学呢。那个片子拍得很真实,就跟俺碎时候(小时候)一样!”
“从六七岁到六七十岁都喜欢,观众的年龄段有了。”张忠华说,“一部好的儿童片就是儿童演给所有人看的片子。”
未来三四年,张忠华决定将自己沉淀下来,拍几段童年生活。他说:“第一部,改编后的《火箭鹌鹑》(改编后定新片名)计划在2008年奥运会之前上映,给奥运献礼;之后,再拍两部,形成自己的童年生活三部曲。”
现在,张忠华又有了一个梦想,那就是打造中国儿童电影品牌,让自己的母校西北大学成为中国儿童影视文化的亮点。
他在博客里写道:“很多大的影视公司找我谈过话,抛出橄榄枝,还开出不菲的薪酬,请我带上一脑袋新奇的点子加盟。我一一拒绝了,选择了自己的母校,成为一名教师。”
他说,他给自己新的定位就是创中国儿童电影的品牌。这个梦想已经起步。本报记者 刘海宏 来源:华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