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城县一位辍学的女学生在看到报纸后,告诉记者他们学校最少有8位教师都有两个名字。记者采访了其中的两位教师和另外一位教师的家长。
“我是顶替别人的档案”
记者在A教师的家里见到了她,她正在给家人做饭。在保证
不刊登她真实姓名的情况下,她打开了话匣子:
“我是顶替的别人的档案,对方是我的亲戚。我的亲戚不上学了,所以我才顶替她的学籍。我上学很好,但是第一年考高中没有考上,按照规定不能再考中专或者高中了。但是,我不想一辈子在农村,我的父母找到了我一个亲戚家,这个亲戚家里的孩子刚好不想上学了,所以我就用她的名字继续读初三。
“那年正好县上师范招生,我就报名参加考试,用我的新名字。结果考上了,我上了师范学校。我不这样办没有办法,因为大家都这样,我在用真名上学时,上届毕业的学生也有人用假名字参加考试,他们抢占了我们这届的指标,我就抢占下届的指标,要不然我在蒲城县卷一辈子的纸筒筒(此地家家户户做鞭炮,对鞭炮纸外壳的俗称)。我们这一级像我这样的情况很多,上学后大家开始都不敢说出来,最后慢慢知道许多人都这样,关系好的就开始称呼对方真实姓名。分到学校后,大家都无所顾忌了,同事之间光明正大地称呼真名字。我们学校最少有十余人和我一样,在这里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你们如果曝光我,我就揭发其他人,总之人数很多,再加上我们都是自己考的,我不害怕。”
都是父母办的
B教师是在学校办公室见到的,她正在上网,自己买了一台新电脑。她说很害怕记者采访,不愿意让记者打扰她平静的生活,如果此事让她丈夫知道,后果不堪设想。她最后承认自己是假档案教师,到底是谁办理的,她说当年自己还小,只有16岁,都是父母办的,什么都不清楚。
在提出要到她家采访时,她更加恐惧,“我父亲有高血压,你不要去了”。最后记者不忍心采访她离去了。
用了辍学学生的名字
记者并没有见到C教师,但从他的父母和同事中间了解到一些故事。他家里很穷,在第一年考上委培生后,他没有去上学,他的名额让给了别人。在第二年中考期间,为了能参加考试,他又用了另外一个辍学学生的名字,最后他被师范学校录取。
在学校记者了解到,他教学水平非常突出。教育组一位负责人说,许多学生家长都找到他,希望能将自己的孩子调到C教师的班里去。C的父母说孩子都28岁了,还没有结婚,一心放在了事业上。C的母亲说C是自己考的,不要去采访他,不要打扰他的工作,“娃所在的班级马上要中考了”。本报记者 崔永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