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么一群儿童，一出生因患有残疾，随之被狠心的父母抛弃。幼小的生命来到人世间不久，就遭遇了身体和心理的双重磨难。但是，在不幸的同时他们又被温暖围绕着，山西大同雁门关外的散岔村里有这样一批批的人——乳娘，她们以自己勤劳、淳朴和无私的大爱情怀，养育着与自己毫无血缘关系的残疾孩子。
    我们关注她们，希望这种家庭寄养的模式可以继续借鉴和改进，将寄养家庭从农村逐渐挪到城市，让人间大爱一代代地延续下去。

    孤儿们的幸福进行时

    散岔村村里150多户人家，共600多人。它是大同市社会福利院最大的家庭寄养点，目前有119户村民为福利院抚养着290名孤儿，这些孩子都在2岁半以下，需要全天候照理。在寄养家庭中，几乎每家都有两三个孤残孩子，当乳娘是村里的妇女们最重要的生活。
    43岁的王素平，养着3个这样的孩子。老大党世荣，11岁，患有严重足内翻；老二党康峰，7岁，脑瘫；老三党和腊，6岁，脑积水。王素平自己的儿子已经成家，孙子也3岁了，“这是村子的传统。那么些可怜的孩儿，有人要，没人养，要让他们知道什么叫家啊。”王素平边说边用毛巾拭去党康峰流下的口水。
    老大党世荣刚寄养到王素平家时，只有5个月，王素平至今记得第一眼看到他时的情景：一双眼睛忽闪忽闪地望着她，小手不停摆动着，右脚很吓人，整个翻转了过来。王素平紧紧把他抱在怀里，“你就是我的第二个儿子。”一晃11年过去了，如今党世荣已经在村里的小学念三年级。
    六七年里，王素平寸步不离三个孩子。有时，儿媳妇埋怨，觉得对外人比对自己孙子还亲。
    去年1月，党和腊被送到北京手术治疗，这也是王素平第一次和孩子分开。那一个月里，王素平觉得心都被掏空了，几乎每天都打电话到福利院询问和腊的治疗情况。一个多月后，党和腊回到了家中。由于治疗顺利，和腊的头比以前小了一圈，眼睛也可以四周转动了，最令王素平欣喜的是，她终于可以开口喊“妈妈”了。
    在散岔村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养一个，哭一回；抱一个，病一场。”等到3个孩子某天能独立生活的时候，或许会离开王素平。但就像经常挂在她嘴边的那句话，“我会陪着你们的”一样，有爱的陪伴，没有孤单。
    大同市社会福利院是山西省的一级福利院，2003年，这里出台了全国首部保障弃婴弃儿合法权益的地方性政府规章《大同市弃婴弃儿权益保障办法》。要代养福利院的孩子，必须通过一系列的评估和审核。符合收养的基本条件是：家庭成员有一定文化程度，邻里关系比较好，没有犯罪记录，而且家庭成员都能接纳福利院的孩子。

    散岔村最有名的“奶爸”

    靳和贵在村里是个名人，风头一度盖过村干部。“他为国家培养出3个大学生。”大同市社会福利院副院长毛瑞波总爱拿靳和贵当榜样，说给其他村民听。因为爱孩子，靳和贵被选为散岔村寄养家庭管理服务站第二组组长。村民眼里，他是一个“奶爸”。在和老伴一起生活的34年里，他家先后代养过17个福利院的孩子，其中3个孩子成了大学生，足以让他自豪。
    靳和贵10岁丧母，是大姐拉扯大的。成家后，他和妻子王格生了3个孩子。24年前，靳和贵在福利院见到了一个瘦小的孤儿，把她当宝贝似的领回了家，取名靳淑萍。
    除了唇腭裂，靳淑萍身体发育迟缓、弱不禁风。在靳和贵的记忆里，靳淑萍快7岁时，走起路来仍晃晃悠悠，一刮风就蹲下，否则，铁定要摔跟头。靳家人想着法子给靳淑萍补充营养。买不到牛奶，就从集市上花钱牵回了一头奶山羊，挤羊奶给她喝。在靳家，靳淑萍并未意识到自己与哥哥、姐姐有何不同。直到散岔村因为孤儿寄养名气大了，政府部门与记者们纷至沓来，她才扯着靳和贵的衣角，奶声奶气地问：“爸爸，他们说我是孤儿，孤儿是什么？”
    好在得知真相的小淑萍也并未难过。在靳家冬暖夏凉的砖窑房里，她察觉不到孤儿一词背后的伤痛，因为吃的、穿的，几个孩子都一样。
    孤儿寄养在村民家中的开支，福利院会给予一些补助。最开始的时候，是一个月十几斤小米。过了些年头，补助改成了几元钱、十几元钱……现在，村里每个孤儿每个月有1000元生活费，代养孤儿的家庭每月能领到200元服务费。
    但靳家人代养孤儿，并不是冲着补助去的。靳和贵的姐姐靳先梅，家也在散岔村，代养孤儿的年头比靳和贵更早。就是从姐姐家看到了那些没娘疼的孩子，靳和贵才心头一热，想给孩子一个有母爱的家。
    在把靳淑萍抱回家后，靳和贵又陆续从福利院领回了几个孤儿。虽然好些都是十几年前的事，但靳和贵清楚地记得每一个孩子的名字和代养经过。

    难舍难分的一家人

   “美国的一对夫妇，在网上看到我家党世恩的简历后，打电话到大同市福利院，要求认养。虽然心里舍不得让他走，但终归是个好事，就把这事告诉了他，谁知小家伙挺让我们两口子感动，他坚决不走。”说起孤儿党世恩，靳和贵满含深情。“小家伙13岁了，聪明伶俐，很懂事，考试经常是班里的前3名。他不走，我们就给他做工作，告诉他美国的富有和繁华，但小家伙根本听不进去，急了，还和我们耍脾气。他舍不得这个养育了他13年的穷家。”靳和贵为“儿子”的表现打了一百分。
    在靳家捡回了一条命的党世严，最终被这个美国家庭收养。她被从靳家带走的那天，靳和贵正在田里锄地。等靳和贵扛着锄头推开家门，家里的孩子们哭着跑过来央求他：爸爸，你快去把妹妹抱回来……靳和贵的爱人王格哭了一个星期才缓过劲儿，而在那几天，靳和贵也闷不吭声。
    靳和贵的大养女靳淑英毕业于大同职业技术学院，现在是大同社会福利院老年公寓的护理员。二养女靳淑青现就读于长沙民政学院。养子靳淑兵目前也在太原一所大学读书。3个孩子都考上大学后，王格却患上了宫颈癌。
    为照顾母亲，正在读大学的靳淑英和靳淑青不顾王格反对，请假回家。王格在最后的日子里，疼痛得昼夜不能安睡，两个女儿一直守护陪伴在身边。“她被自己3个孩子照顾得很周到。”靳和贵回忆起往事，眼角挂满泪水。王格病逝后，两个女儿给她最后一次擦洗了身子，换了新衣服，送走了母亲。“几个孩子没有白养，他们懂我。”每当想念妻子时，靳和贵都这样安慰自己。

    为了养子，拿出老本

    散岔村也不富裕，在村里走一圈，除了贴着瓷砖的校舍格外显眼外，绝大多数人家住的还是晋北的土窑，走的是一下雨就沾泥的土路。
    根据国家的规 定，结合每个寄养孩子的护理难度，福利院现在每两个月给寄养父母发放一次补助，每个孩子每月600到 700元不等，另外还发放服装、食品和生活用品。也许刚开始一些乳娘还抱着挣一点零花钱的经济目的，但随着孩子的不断长大，乳娘已经把母性和亲情彻底献给孤儿，与他们融为一家。
    孩子们大了以后，大同市社会福利院会尽力给他们安排工作，但还是有一些孩子安排不了，只有跟着乳娘们继续生活，政府会继续给他们发放每月260元的低保，但更大的负担要乳娘们为他们解决。女儿们好一些，养儿子的，要给他们盖房子、娶媳妇，没有几万块钱下不来。“乳娘们比我们想的还要周全，有时候为了养子，能把自己的老本都拿出来。有时候福利院想问问看有没有能帮忙的，乳娘们把我们推到一边说，我自己的儿子，我自己解决。”大同市社会福利院院长靳保利说。
    乳娘马三女是在2010年去世的。老人家得了癌症，去世时76岁，一生带过9个孩子。在第9个孩子养大，被福利院领走之后，“母亲为此伤了心，并发誓不再领养孩子。”马三女的儿子马柱说，马三女割舍不了对领养孩子的情感，孩子长大后，都被领走了，很多孩子各奔远方，从此不再见。但她鼓励自己的三个儿女从福利院抱养孩子，在她看来，这是积德的好事。（王成）

链接
                         乳娘村何去何从

    上世纪50年代，一些被父母遗弃的患有脑瘫等疾病的儿童，被福利院收养后，部分寄养在此，据大同市社会福利院统计，全市乳娘村数量已经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38个锐减至上世纪90年代初的5个，庞大的“乳娘村”队伍只剩下了散岔村这一个。“经济发展是最主要的原因。”大同市社会福利院院长靳保利说。2000年以来，社会福利院已经有400多个孩子被国外的父母收养。但被收养的儿童只是很小一部分，大部分还都在继续寄养。福利院的工作人员说：“随着城镇化的推进，乳娘村人们观念的改变，这最后一方水土恐怕也‘在劫难逃’，但这种家庭寄养的模式还可以继续借鉴和改 进。开展寄养工作的福利院打算将寄养家庭从农村逐渐挪到城市。如果城市家庭申请寄养的数量越来越多，我们会慢慢取消在乳娘村的寄养。”